李敖和汪荣祖笔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军反“围剿”战记

欢迎大家来到IT世界,在知识的湖畔探索吧!

李敖和汪荣祖于1995年合著《蒋介石评传》一书中，关于红军历次反“围剿”及发展历史记述别有特色。节选文章如下：

蒋介石于1927年4月突以暴力清党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几被赶尽杀绝，生还者也难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意共产党里出了一个毛泽东，而大搞农民革命，于同年8月1日组成红军，先在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点星星之火，需要时间才能逐渐燎原。蒋介石却于无意中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时间。所以当1929年春，蒋桂战争大起，毛泽东高兴地填了一阕《清平乐》：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词说得很明白，国民党军阀开战，使他能够乘机“直下龙岩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农村革命。等到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国民党四大集团军同室操戈完毕，“匪势已经猖獗”，已非一点点星星之火了。红军已活跃于湖南、湖

北、江西、福建、安徽五个省份。

蒋于1930年年底，确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并命令他的亲信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限期收复吉安，以及肃清赣江上下游。然后于12月2日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濬、长沙何键，要他们严督“剿匪”计划，务于一个半月内收复失地。同月5日又以国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发动宣传战。然后由南京起程于9日抵达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计划围攻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的根据地。此一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围剿”。

此次“围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率第九路军（下辖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负责“围歼”,即包围红军根据地后聚歼之。朱绍良率第六路军(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于鲁军之东“协剿”。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下辖三师一旅),自粤入赣。十九路军尚未集中完毕,蒋介石已指定于12月16日开始攻击。

鲁军的张辉瓒师自右方由吉水、永丰前进，于20日抵达东固，但红军已撤走，又适逢大雾，竟把约略同时抵达的鲁军公秉藩师误为敌军，而激战四小时。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动，张辉瓒亦不与联络，径自向龙岗方向进发，犹如

盲人骑瞎马，行行复行行，离开龙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击，结果全军覆灭，张辉瓒也被活捉。鲁涤平获知败讯，电令所属谭道源师向第六路军靠拢，进据源头，却于12月31日与红军遭遇，损失过半。第三天到了东韶，已是疲惫之师，在火网交射下全线溃败。

谭道源北遁宜黄，逃到抚州，已是1931年的元月5日，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职师江(3日)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左方朱绍良军的毛炳文师听到败讯，不愿再孤军深入，径自撤兵。但是蒋介石却要“趁匪共得意出动之时”，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军，向红军“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蒋介石元月3日致鲁涤平等电）。然而

士气既挫，已无法挽回，只好暂时罢兵。蒋原意趁中原大胜余威，一个半月足够荡平山野草寇，哪知张辉瓒兵败被俘，片甲不还，总共被俘不下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并借此展开战略进攻，扩张地盘，苏区 更加扩大了。

毛泽东又高兴地填了一阕《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倒霉的师长张辉瓒入了毛泽东的诗词，可谓“不朽”，但死得确实很惨。他替蒋介石卖命，到江西“剿匪”，发现任何人家有去当红军的，满门抄斩，并焚其屋,在东固烧杀尤烈,以至于民愤极大,在公审时被处死刑。头颅被割下,钉在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放入赣江，顺流北漂吉安。

张辉瓒号石侯，蒋介石得讯后，有“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惊叹！鲁涤平更是胆战心惊，失去了斗志，被蒋训斥：“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见蒋介石复鲁涤平电）遂把鲁调往浙江，由何应钦来接替南昌行营主任遗缺，部署第二次“围剿”。

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来的第六路与第十九路军外，加上王金钰指挥的第五路军与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以及行营直辖的五个师和三个航空队。王金钰与孙连仲都是降将，属于蒋介石的杂牌部队，蒋以官位与奖金来鼓励他们赴赣作战。蒋既已领教到游击战的厉害，不敢再掉以轻心，除了军事外，注意到党政的配合来封锁苏区，寻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强地方团队武装，以及从事清乡以破坏红色工农组织等。

进攻命令则于1931年4月1日发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即进犯东固，但进入苏区后，人烟全无，隐藏的游击队则鸣枪示威，此出彼伏，伺机偷袭，捕捉掉队的士兵，令敌人有点神出鬼没之惧。5月16日，王金钰所属公秉藩师在东固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蒋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谈，一面严令王金钰等立即向东固反攻猛进勿延，“切勿以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蒋介石1931年5月17日电令）。

但是战场上的发展并未遵从蒋的命令，王金钰兼领的四十七师亦告失利，败退水南，与郭华宗师的一个团合并。但郭师听说公秉藩师全军覆灭，心理上已有了压力，无心恋战，再退白沙时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至于在藤田布防的王军郝梦龄师，知道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后，不但未听从蒋命，“有进无退”，反而远撤至永丰。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就此败下阵来。

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于4月1日分别自宜黄、乐安，浩浩荡荡南下，当接到蒋介石增援东固的命令时，即派所属高树勋师，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于郝梦龄师未战先撤，于5月23日被红军包围于一狭长的山谷之中，损失二个团，高树勋率残部退回，孙连仲无意再冒进，将整个军撤至宜黄。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所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信以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率三个师，自南丰出发，于5月10日进占广昌，然而侦知另两路友军被击退后，仅留一个师守广昌，其余撤回南丰。留下的胡祖玉师于5月27日遭到攻击，胡师长伤重毙命。

红军乘胜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朱军的联系，并击溃朱军刘和鼎师的一个团于福建建宁。5月30日，整个朱军溃退。于是朱、孙、王三路军皆败，驻守在兴国的第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围剿”朱毛三万红军，竟大败溃输，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再度暴露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低能，“棋差一着，输个满盘”，以及凸显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正是灭自己威风，大长他人志气。

蒋介石于6月21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

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赤寇，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

“剿匪”“剿匪”，却把“匪”愈“剿”愈多、愈“剿”愈强。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6月7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6月20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

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1931年7月1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7月28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8月3日，右翼蔡廷错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两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

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6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

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7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

8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9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错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

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1931年7月19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7月23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

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轰炸身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扇风，愈扇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

匪”！同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做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1932年5月23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1932年6月8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6月28日抵武汉部署，7月2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7月12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则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1932年7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8月20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这一说法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

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98页)，可谓双方各有伤亡。

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10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湖边区；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十分满意，不但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赤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转（刘练号），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9月22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亲赴庐山准备江西残匪得早日平定，以慰厘念。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剿总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延错，右路余汉谋。

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这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

在积极推动下，陈诫率主方中路军于1933年1月1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伤，于1月30日举行“匪”军事会议，并于2月6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国内抗目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上气特别低落。而陈诫的主力军又在2月底3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目，双方受

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3月4日给陈诫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模遭暗袭，师长遇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耗，义愤填鹰。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惧。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奉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平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雪此无限之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

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第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3月21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又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3月26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

蒋回南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5月31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4月4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4月6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4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赤匪”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5月13日至17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8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9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错，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

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9月10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

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1933年9月10日致熊式辉并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1933年10月17日，

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

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劳恩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军校毕业,于1933年9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

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的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1934年10月，被迫决定突围，作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为长征。10月21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零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

11月10日，蒋介石的军队终 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

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

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第131页)。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

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

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

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1934年9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10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众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1935年9月，自庐山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

（李敖 汪荣祖《蒋介石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