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对于各种学科，都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我们所研究的编辑学，自然应是能在中国应用的科学。中国的编辑学不可能与西方的编辑学完全两样，所以凡是西方的编辑学或出版学中对我们适用的东西，不妨大胆吸收，或者改造以后吸收。可是，西方的编辑学也还不那么成熟，所以对吸收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从另一方面说，不论我们的编辑学要不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个词，它总是不可能与西方的编辑学完全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编辑学，要能指导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编辑工作，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中国，不是别的国家。且举例来看，我们的编辑工作要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内容就是西方编辑学中没有的。在对待出版事业中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上，我们不是可以不顾经济利益，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对国家和人民的社会效益，这一点也是大家公认的。再像下面一些具体问题也应考虑。中国历史古籍的数量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因而整理重印古籍是编辑业务中一个不可少的内容，这就使中国的编辑学必须包括版本、目录、校勘方面的知识；中国用汉字印刷，在版式工艺方面有特殊要求，中国人对书籍装帧等有特殊的审美趣味。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仰求国外的编辑学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编辑学，这方面尽可大量吸收国外的有用东西，但最终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在这里，重要的一条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必要注意整理和研究经典作家和革命家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活动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有关编辑出版的思想和经验相当丰富，系统总结后既可写成专著，又便于成为编辑学中的重要内容。再是要努力地和不懈地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去看待和分析编辑现象，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
以往的编辑学，重在研究编辑过程和编辑工艺，在这方面取得了决不可轻视的成果。编辑过程和编辑工艺以后不仅要研究，而且这个研究还要加强和发展。举世瞩目的电子技术急待应用到编辑出版工作中来，由此可能对编辑工作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式的变化，编辑学难道可以回避这类工艺性、技术性特别强的问题？根本不可能。
以往的编辑学成就固然不小，但它有一致命的弱点，就是孤立地看待编辑工作。尽管我们口头上承认编辑工作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但是，我们的研究还是只看到编辑部内部所做的那些事情。当然，研究这些事情十分必要，问题在于老是孤立地看待这些事情，就会严重地影响编辑学的理论建设。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我们至今没有很好解决。
比如，当我们从理论上说明编辑工作的社会作用和意义时，由于眼光只盯着编辑过程和编辑工艺，因此翻来覆去只在文稿身上打主意。所以一般总是说编辑对文稿的加工修改多么重要，其中的创造性作用有多大，又说是编辑从中培养和发现了作者，等等。其实编辑的工作和作者的创作不必相提并论，因为编辑与作者的价值标准不尽相同。编辑的加工修改等工作应如何去看？首先，在一般情况下不合格的稿件不应约来，约来了责任就在编辑，再麻烦也理应作处理，以免贻害读者，又使出版社赔本。再者，编辑加工修改的实际情况并不一样，有些时候工作量很大，难度很高，可也不要忘记有不少作品并不需要大动干戈，稍作改动即可发排。所以编辑在这方面的作用无疑存在，然而若是强调过头，作者心中往往不服。至于说编辑有培养作者的作用，这实际是从文稿身上生发出来的，一般由于编辑看中了该文稿有传播价值，因而作一定处理后付印出版，出版后作者的知名度自然就随着提高。其实，作者主要是由学校和社会培养出来的，而作者写出作品来又得靠他自己的艰苦努力，作品常常是作者自己数年心血的结晶。编辑通过文稿对作者有所培养或帮助，这是事实，然而这方面作用也不能说过头。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它为编辑学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根据这个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就必须把编辑活动真正看成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所谓真正看成，当前最主要是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孤立地看待和研究编辑工作，这是其一。其二是，编辑工作既然是社会文化活动，它本身必然具有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因此，必须进一步看到它的这种社会联系，并考察对它的影响，这影响又常常表现为相互作用。这个社会联系包括编辑与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过去和将来这历史方面的联系，与印刷、发行方的联系等。这些社会联系，最后大都集中体现在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上。其三是，编辑工作本身以及它所具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现象，因此，不可离开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去看待它们。所以现代的编辑工作不可与古代的编辑工作等量齐观，社会主义中国的编辑工作又不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编辑工作等量齐观，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在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对编辑学也是适用的。其四是，编辑工作本身以及它所具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都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的，凝固不变的老一套在编辑领域也是没有的。因此，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去研究编辑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以上四点，其中基本内容大致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老生常谈。这个基本内容作为研究方法，经典作家曾经用它成功地研究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等，然而现在有些人反而对它有些陌生了。把这种方法拿来研究编辑现象，建设编辑学理论，其优越性自不待言。当然在具体工作中，又难免出现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所以决非一件容易事。尽管面前的困难还是很多，依靠这种方法，成功的希望却增大了。
试再以编辑工作的社会作用为例。如果我们从具体历史环境的社会联系中去看编辑工作，又从历史的运动发展中去看编辑工作，对它的社会作用就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从历史上看，编辑作为文化活动中一个专业是随着大众传播事业的兴起而正式诞生的，它活动的内容、范围和规模又是随着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大众传播，就不会出现编辑，当然没有编辑，大众传播事业也兴盛不起来，决不可能具有现在这样的巨大威力。再是大众传播本身的发展，它又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制作传播媒介的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普及程度和社会政治体制等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在历史上并非从来就有，在古代，编辑必然与书籍的出版有这样那样的联系。顺便讲到，我们关于中国编辑史的研究中大都不太重视这一点。为此，申非早在1986年就提出中国古代的编纂不可一概视为编辑[1]。其实，校雠何尝不也是如此？我国古代有为出版而从事校雠的，最著名的如清代顾广圻，经他校勘出版的古籍至今公认是靠得住的珍本，顾广圻自然是编辑。但是，另有与出版不沾边的许多学者和藏书家也做校雠工作，怎可能称他们为编辑呢？编辑史总得是真正研究编辑的历史，不可与其它文化史混同起来，从而为编辑的产生、发展，为编辑活动的内容和作用的演变等，提供可信的历史纪录，以提高今人对编辑的认识。
对于编辑的社会作用，我们不妨从以下方面去讲。一是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作用，我曾撰文归纳为导向作用、净化作用和协调作用这样几项。事实上并非有了传播技术，社会上就一定会有良好的传播事业。明代木版印刷业发达，刻书工价便宜，据说读书人凡能中榜，都要刻一部书稿，可作者自刻的这些书籍，结果绝大部分自生自灭了。后来有人为此慨叹说：“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2]可见书籍传播如果完全听凭作者自己，不经编辑这个环节，就会出现上述混乱现象。商务印书馆原本是由几个印刷工人凑资办起来的一个印刷企业，而商务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传播文化的作用，主要是靠了编辑家张元济以及他所领导的编辑队伍。由此看来，编辑的导向、净化、协调这三种作用，是使利用大众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重要机制，又是这种传播成为有效以及使效果达到优化的重要机制。二是促使人类文化活动趋向高度社会化的作用。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现在再补充一些内容。文化活动的高度社会化包括教育事业、图书馆事业等，而编辑则是通过发挥传播工具的威力，成功地形成了社会上无数读者和许多作者之间在文化活动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以今天的作者离不开读者，读者也离不开作者，而作者本人更多时候是作为读者。文化活动趋于高度社会化，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精神消费水平，质量不断提高，内容不断丰富，又有力地促进了全社会的精神生产的积极性。现代社会文化活动高度社会化的此种情况，在编辑活动不发达的古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对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这方面的作用是通过编辑的以上两方面作用进一步产生出来的，具体情况不再细讲。如此看来。我们过去对编辑的社会作用还是讲得不够充分，而且认识中多有不足之处。
总之，只要把编辑工作真正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来考察，又从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去分析这个活动，就一定能从中发现值得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编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的可靠性无可置疑。依靠这个方法论，再依靠大家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们就可能取得成功。（待续）
【文章原刊于《编辑学刊》1988年第3期，略有修订，分为上下两部分刊于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