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学研究的方法问题（下）

有人把科学研究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哲学方法论。这就是哲学世界观为科学研究提供的方法论，它总是最原则也是最抽象的。二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如逻辑学提供的思维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提供的思维方法等。三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如考证之对于历史学，训话之对于语言学等，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它与一般科学方法论相比，区别在于它只适用某个科学或有限一些学科，而一般科学方法论则适用范围更广。

上面这个意见能否成立，可以讨论。但是，对我们编辑学的研究来说，在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之外，肯定还应该借鉴和吸取其它学科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以供研究之需。特别是在今天各学科间互相交叉和渗透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一点。

在编辑学本身的内容中，恐怕该包括情报学、图书学、出版学、校勘学、编纂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中的一些东西。就它研究方法的借鉴而言，编辑学似有必要特别重视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下面，我们简单谈谈这三门学科，对编辑学研究在方法借鉴方面的意义。

传播学认为传播现象是人类社会非常广泛普遍的现象，所以传播学并非专为编辑而设。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一般认为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逐渐形成于二次大战以后的美国。它应用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学科的成就和方法，研究传播现象，是当今国外相当流行的新兴学科。传播学研究成果集大成者公认是美国人威尔伯·施拉姆。近年来，我国出版国外传播学著作已有好几种，一些大学如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已开设传播学课程。可以想见，传播学将在中国发展起来。

传播学既然并非专为编辑而设，因此，对编辑学来说不能希望从中找到多少现成拿来就可用的思想或理论。所以它对编辑学研究的意义，更多是在观点和方法上的启发，这方面，传播学中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传播学把任何传播活动，包括大众传播活动，都严格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研究。如施拉姆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施拉姆、波特合著：《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2页。】所以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是把社会性作为研究传播现象的出发点（传播学的创始人中不少是社会学家）。报纸是大众传播工具之一。我们不妨把以往的报纸编辑学和它作比较，说明两者有所不同。以往报纸编辑学，都是研究报社编辑部内部所做的那些具体事情。例如，我国出版的一本《报纸编辑学》，全书九章的标题依次是：“绪论”、“新闻的选择”、“稿件的修改”、“稿件的配制”、“新闻标题”、“版面”、“报道的组织”、“图片编辑”、“副刊编辑”。大众传播学虽然同样是以报纸等大众传播工具作为研究对象，可是完全撇开了新闻采访、新闻写作以及报纸编辑这些具体工作问题，结果为编辑提出了“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把关人”，亦可译为“守门员”，它本是传播学家卢因提出来的新概念，原意是指在信息源那里产生的信息，一般都不是直接传到受传者那里，而要经过许多选择、过滤、改造的人，即所谓“把关人”才能到达受传者那里。在大众传播学中，“把关人”系指编辑、出版者和发行人等。编辑正是处于信源和信宿之间，亦即作者和读者之间。在这信息流动过程中担当的是“把关人”的角色。“把关人”理论，揭示出编辑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点还不能说已经达到完善，其实有关编辑的完善理论应靠编辑学自己提出来)。发现这个概念，必须着眼于传播的社会过程，而不能把眼睛仅仅盯着编辑部内部。由此可以给编辑学以启发，应该把编辑活动真正视为社会活动，又应从社会生活过程中去考察编辑现象，这样做有助于形成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

第二，传播学侧重于研究传播的过程、功能和效果。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传播的含义(概念)、传播的途径、传播的社会控制、传播媒介的体系和组织等，但是，重点是研究传播或大众传播的过程、功能和效果，其中尤重效果。研究方法大致上是受当今社会学中流行的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对以上课题都作相当细致的结构分析，又经常用模式来表达，颇有简明扼要之利。【可参阅麦奎尔、温德尔合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仅就效果研究来说，它们非常细致地研究大众传播对个人、对群体、对文化、对社会怎样产生效果，以及产生怎样的效果。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优点是，虽属理论研究，然而接近应用，重实效而不尚空疏，所以值得我们借鉴。大众传播产生的效果，其实是综合性效应，最后又大都体现在受传者(读者、观众、听众)身上。所以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要重视传播效果，结果必然是重视受传者和重视读者，相反，不重视传播效果，也不一定重视读者。杨祖希著文呼吁改变重作者而轻读者的格局【杨祖希:《编辑学的特点和框架》，《编辑学刊》1987年第1期。】，我早就深有同感，可是真要改变这种格局，大概非重视研究传播的功能，特别是传播的效果不可。从编辑实际工作中看，若不把传播效果强调到一定高度，就有可能把支持水平低的作者和出版不合格的书籍皆视为编辑自己的成绩，而不以为是问题，在此情况下，读者又怎能被编辑学重视起来呢？

第三，传播学中有一些论点或模式，我们作适当改造以后有可能被编辑学利用。例如，传播学创始人之一拉斯韦尔于1948年提出的五W公式，被认为是描述传播过程的经典性公式。这五W公式即是：传者是谁（who）、传播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which channel）、受传者谁（whom）、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1958年，另一美国人布雷多克对这公式作了补充，主要是在取得什么效果前，加上“在什么情况下”（环境因素）和“为了什么目的”（意志因素）这两个间题，因此又称七W公式。这个公式用有关编辑的内容解释以后，至少对编辑学有很大参考价值。再如韦斯特利—麦克莱恩的大众传播研究模式，由于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的，又显示了信息反馈路线，所以与拉斯韦尔的五W公式相比，更接近编辑学。诸如此类的改造利用，大概要结合我们编辑学的实际研究工作进行。实际做起来了，可以改造利用的东西就可能会发现多一些。

关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早已有人提到要研究编辑社会学和编辑心理学，这个意见是对的，只是对普通编辑学的研究来说，其实也应注意借鉴这两门学科。

一般来说，社会学是以社会生活和社会中各种具体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编辑活动既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就有可能被编辑学吸收。比如，社会学中讲社会控制。传播学著作中所讲大众传播的社会控制，其实就是从社会学中移植过去的。那末，在编辑学中讲了编辑的社会作用以后，是否也应该讲一讲编辑的社会控制呢？这就很值得我们考虑。在编辑的社会作用中强调的是编辑活动的能动性和自由，因此，很有必要通过讲编辑的社会控制，再明确一下自由和秩序（纪律）的关系。再如，社会学中讲人的社会化。编辑的传播活动无疑将影响社会上各种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社会化过程。现在西方社会学著作纷纷研究大众传播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编辑学本身恐怕不能回避这个问题。除此之外，社会学中经常使用的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等方法，对编辑学的研究也有价值。不久前，见到一本日本人写的《新闻学概论》【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吴文莉译，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其中有“论读者”一节，这一节有以下七个小标题：1.为什么要重视读者；2.读者的扩大；3.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4.选择内容的结构分析；5.报纸内容的阅读方法；6.对报纸的期待；7.对报纸的评价。从这些小标题看，已表现出在新闻学中存在的社会学特色，而它对每一个问题的说明，又大量采用社会调查、社会统计得来的资料。这无非是一个例子，给人一点启发是，既然新闻学可以这样做，编辑学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倒不必亦步亦趋，但编辑学借鉴社会学的路子是肯定走得通的。

只要认为编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应该包括作者和读者以及编辑自己，那就必然要牵涉到心理学问题，因此，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就是编辑学值得借鉴的学科。例如，一个人从不懂怎样做编辑到会做编辑的过程，称作角色化的过程，也叫编辑角色的获得。研究这个过程，就应采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诸如研究角色规范包括编辑的业务规范和伦理规范问题、编辑职业意识的形成问题等，这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从众心理和逆反心理，这个问题至少值得研究编辑选题时注意。当一种新思潮向人们袭来时，一开始往往是从众心理占优势，过一段时间，又可能产生逆反心理，编辑应该懂得如何应付作者和读者中的这种心理变化。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不协调理论，也可能对编辑学有用。所谓认知不协调理论，就是一个人在心理上遇到与自己原有认知（思想、态度、信念、意见）不一致的或对立的另一种认知，从而产生认知不协调，它可以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张力（紧张状态）和排它性，又产生不愉快心情，克服这个不协调以后就会感到心里愉快。认知不协调的心理体验，大概是人人都有的。根据这个认知不协调理论，我们出版物的内容应与读者对象原有的知识水平、思想观点等既保持联系，又适当拉开距离。保持联系，是为使出版物避免在读者身上产生强烈的认知不协调，因为这种不协调可能使读者在心理上对出版物的内容产生排它性和反感，适当拉开距离，是为使出版物对读者产生他自己可以克服的认知不协调，以使读者能从这克服中产生愉快心理。这些随便想到的例子，并非真正研究，只是想说明社会心理学对编辑学的研究确有作用。至于其它学科对编辑学在方法借鉴方面的意义，只得一概从略了。

近几年来，全国编辑学研究似已形成热潮。大家翘首以待出现研究成果。如果研究工作不能取得对人们较有吸引力的进展，那么现在刚开始出现的热潮难免会过早地冷却下去。因此，有必要重视方法问题和学风问题，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学术讨论，以保证编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春天的播种是为了秋天的收获，人们都期待着编辑学研究中的丰收季节尽早到来。

【文章原刊于《编辑学刊》1988年第3期，略有修订，分为上下两部分刊于公众号。】

刘光裕（1936- ），江苏武进人。中国著名编辑学家，编纂中国出版通史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3年，全国十家直属中央的综合大学学报奉命复刊，山东大学《文史哲》为其中之一。刘光裕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空缺），全权负责复刊事宜。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文史哲》发行量在1982和1983年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辞去学校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绝意仕途，埋头读书。1996年退休。著有《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学术著作，另有文艺学、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等方面论文数十万字，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