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杨永龙：词音变化与构式省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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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北方汉语重要的表示禁止的否定副词，大约出现于明代。那么，“别”的来源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对此汉语学界一直都很关注，许多名家宿儒曾提出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有如下六种：其一，“不要”合音说；其二，指别代词引申说；其三，蒙古语借词说；其四，“不必”合音说；其五，源于否定副词“别”；其六，源于“弗”、“勿”。

“不要”合音说目前影响最大。这种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出版的《沧县志》的“合声之转”：“‘别’即‘不要’二字合声之转。‘不要’合读为‘包’，‘包’之入声为‘别’。”能把“别”的来源与“不要”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包”怎么转为入声的，《沧县志》语焉不详。

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明确指出：“‘不要’一词用久了已经失去了原义，干脆成了禁止词。到了‘不要’二字合音成‘别’（北平）的时期，那就和‘休’‘莫’等单词没有什么两样了。”高名凯也明确指出“‘别’就是‘不要’的合音，所谓长言短言之别。长言之为‘不要’，短言之为‘别’”。王力对合音说提出怀疑：“普通总以为‘别’是‘不要’的合音，但这是很难解释的，因为‘不’和‘要’的合音该是biao，不该是bie。所以‘别’的来源还是尚待考证的。”王先生还在注释中说：“苏州话的‘覅’（fiao）才真的是‘勿要’的合音。”

江蓝生通过古代文献的梳理、现代方言的验证，对“不要”合音为“别”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江先生指出：“从pu+iεu到piεu是第一变化；piεu在快读时韵尾-u变得很弱，以至于脱落，于是又从piεu→pie，这是第二变化。”江先生通过大量文献的考察观察到，“别”最早见于元曲，明代《金瓶梅》和清初《醒世姻缘传》大量出现，但是《金瓶梅》中“别”仅两见，而“别要”三十一例，《醒世姻缘传》中“别”例渐多但仍然是“别要”更常见，到了清中叶以后“别”单用占优势。对于早期“别要”多于“别”的现象，江先生的解释是：“‘别要’很可能是在‘不要’合音发生第一变化（piεu）之后继而发生的另一种第二变化，即（1）piεu脱落韵尾变为pie；（2）piεu被重新分解组合为piε+iεu。”即：

无论对语言事实的挖掘还是对演变过程的分析解释，江先生的研究都大大推进了一步。冯春田、王群在此基础上把表示揣测的“别要”“别要是”“别是”以及连词性的“别要说”“别说”联系起来，注意到它们都跟“不要”有语源关系，从而进一步证实“别”确实与“不要”有关。在音变分析上冯先生等与江先生的分析一脉相承，认为：“别”是“不要”的不完全合音式，“别要”则是前一音节混成后、原式下字音仍然复原的新旧嫁接形式。

合音说要克服两个障碍，其一是“不要”合音与“别”韵尾差别大，其二是“别”产生的早期“别要”多见，“别”少见，后来“别”才越来越多并逐渐取代“别要”。但是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合音说的论证最为充分，也与当时的语言事实最为契合。其它五种看法多有疑问，或有待进一步论证。

首先看指别代词引申说，太田辰夫说：“有人认为它是‘不要’的简缩形式，但这是不正确的。它也可以说成‘别要’，恐怕是从本来意义的‘别（另外）’引申而来，成为委婉的禁止意义。”但是从“另外”意义的指别词到禁止词中间有较大距离，其间的过程既要有语料支撑也要有充分的论证。

再看蒙古语借词说，卜师霞认为：蒙古语中表示禁止用bitgi，与汉语的“别”读音相近，“‘别’极有可能是来源于蒙古语的借词”。但是《元朝秘史》反映的中古蒙古语禁止词是用汉字“不”音译，用“休”意译，现代蒙古语的禁止词仍然还用buu，现代达斡尔语的禁止词也是buu；而且在元明时期的《元典章》、元代白话碑、《元朝秘史》等受到阿尔泰语影响的文献中都没有见到禁止词“别”。李焱、孟繁杰提出“别”是“不必”的合音，但是在“别”产生的时代，“不必”表示禁止的使用频率不高。钟兆华认为“别”很早就用作否定词，相当于“不”“没”，由此生发出禁止语气。但是例证颇有疑问，如所举最早的否定例《抱朴子·内篇》：“其受命不应仙者，虽日见仙人成群在世，犹必谓彼自异种人，天下别有此物。”其中的“别”并不能排除“另外”的意思。蒋冀骋认为“别”来源于“勿”，同时注意到章太炎《新方言》已指出“别”来自“弗”。“别”与“勿”语法功能相同，语音上也有关系，但是“别”主要用于明清以后的北方甚至北京口语，与“勿”在时间和地域上都有不少距离。

如此看来，“别”的来源和产生途径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将在前贤研究基础上，通过综合考察历史语言材料和语音变化，略加修补，尝试提出新的解释。

1.我们的推测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江蓝生的“另一种第二变化”，即从“不要”合音之后的piεu重新分解组合为piε+iεu，这一解释非常具有启发性。这种解释可以简单形式化为：“不要→嫑/别→别要”。

如果我们设想“别要”的产生不经过中间的“嫑/别”这个阶段，那就成了“不要→别要”。也就是说“分解”不是在“不要”合音之后，而是直接从“不要”分解。这样既可以解释合音说语音不协问题，也可以解释早期用例多为“别要”而“别”很少见的矛盾。我们由此推测，“别”的产生途径有可能是“不要”变音为“别要”，然后省缩为“别”。其完整过程经历三个阶段：

Ⅰ.词汇化：“不”与“要”连用，词汇化为表禁止的“不要”；

Ⅱ.词音变化：禁止词“不要”变读为“别要”（“别-”是“不-”的变音）；

Ⅲ.省缩：“别要”省去“要”即成为“别”。

2.“不要”的词汇化

“不要”凝固成词是这个演变过程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已经凝固成词的禁止词“不要”，就不可能有“不要”的语音变体“别要”。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不要”的成词过程。

“要”从中古开始用于表示必要，唐代仍较常见，相当于“须”“须要”。早期可用于两种语境：一是用于陈述句，如（1）-（3）；二是用于祈使句或具有祈使意图的句子中，如（4）（5）。

（1）虽有身手，不能自运，要假他力，然后坐起。（《过去现在因果经》）

（2）切脍人虽讫，亦不得洗手，洗手则脍湿；要待食罢，然后洗也。（《齐民要术·八和齑》）

（3）拔剑平四海，横戈敌万夫。一朝床上卧，还要两[人]扶。（《变文集·太子成道经》）

（4）若先得闻诸妙法者，要相开悟，无得恡惜。（《过去现在因果经》）

（5）事须依劝莫因巡，切要修持此个身。（《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两种语境中“要”的功能本来是统一的，都相当于“须要”，表明说话人对动作行为必要性的看法。但是，在陈述句中，必要性是对现象加以分析叙述，显得比较客观，而在祈使句或具有祈使意义的句子中，说话者指出必要性则表明了取舍，间接传导了一种压力，希望听话人做出行动。前者如例（1），“要假他力”是陈述在不能自己行动这种客观条件下，须要借助别人的力量，然后才能坐起来。后者如例（5），说话人表达有修持此身的必要，同时可能意味着建议听话人做出行动，其前的“切”更显示了说话者的急切态度。李明把前者称之为条件类助动词，把后者称之为道义类助动词。其实二者在早期没有本质区别，主要是所处语境不同。而这种语境的不同恰恰是二者分化的基础。

这种用法的“要”前面加上否定词“不”，就组成了对必要性加以否定的“不要VP”。从语义看，“不要VP”本来的意思是不必做什么、没有做什么的必要。同样既可用于陈述句，也可用于祈使句或具有祈使意义的句子。

前者如：

（6）今秋取讫，至来年更不须种，自旅生也。唯须锄之，如此，得四年不要种之，皆余根自出矣。（《齐民要术·伐木》）

（7）若未可入，则深壁高垒，以逸待劳，自然不要诸处多置防备。（韩愈《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状》，《韩愈集》卷十四）

后者如：

（8）居士丈室染疾，使汝毗耶传语。速须排比，不要推延。若与维摩相见时，慰问所疾痊可否。（《变文集·维摩诘讲经文四》）

（9）便须部领众人行，不要迟疑住时饷。（《变文集·维摩诘讲经文七》）

前者意思比较单一，只是对必要性加以否定，不表禁止；后者因为是祈使语境，从说话人认为做什么没有必要，可以推导出阻止和劝诫听话人做什么。当这种推导由偶发现象变为频率很高的常规用法时，“不要”很容易被看作一个整体，原来的跨层组合“不 |要VP”就会重新分析为“不要 |VP”，“不要”从而凝固成词，完成词汇化过程。相应的意义变化过程是：从字面意义“不必要”，到“不必要”推导出隐含的禁止义，再到这种推导的隐含义凝固化，直接表示禁止。这种演变不是孤立的，汉语史上的“不得”“无得”“不须”“不用”“不假”等也都有类似的变化，正如吕叔湘所解释的：“近代的通例是在表示‘必要’的词语上加‘不’字，这当然比直接禁止要委婉些。”

宋元时期“不要”仍然既表不必要，又表禁止，但是表禁止的渐多，表不必要的渐少。在《朱子语类辑略》中，表不必要的“不要”8例，表禁止的有30例；《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所收《三朝北盟会编》六篇中，表不必要的0例，表禁止的8例。例如（10）表不必要，“不要读”意思是不须要读；（11）表禁止：

（10）要之，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朱子语类辑略》卷六）

（11）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间里断绝了。（《三朝北盟会编，燕云奉使录》）

到了明清之际，“不要”已经不再用于表示不必要而专用于表禁止。

3.词音变化，“不要”变读为“别要”

3.1“词音变化”是语流音变的一种，是指多音词内部音节之间的语音变化。“词音变化”不同于以往所说的“字音变化”。众所周知，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一个音节一个“词”，写出来就是一个“字”；后世虽有双音化之势，但双音词的构词成分仍然是一个个音节，写出来仍然是一个个的“字”。而且“字”（音节）与“字”之间通常边界清晰，其语音无论在共时层次还是在历时层次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不易受到临近“字”的影响。因此，音韵学家可以以字为单位来讨论字音变化，讨论具体某个“字”的语音地位（声、韵、调、呼、摄、等）及其历时演变，进而讨论汉语的音系变化。与这类字音变化不同的是，在多音词的内部，由于不同音节之间的相互影响，往往有可能发生相邻音节之间的语音变化。为了区别于“字音变化”，可以姑且把这种语音变化称作词音变化。词音变化有如下特征：

I. 不能脱离其所在的词，离开词未必会有这种变化；

II. 发生在相邻音节之间，而与词的语法结构不完全对应（如“涮羊肉 > 霜肉”）；

III. 涉及词汇内部相邻音节之间的边界消失与边界重组，往往与同化、弱化和简省有关；

IV. 通常见于口语，书面语滞后；

V. 与词的高频使用密切相关。

汉语的字音变化往往与音系变化有关，而词音变化往往是一种非系统的语音变化。在多音节词丰富的语言中词音变化比较普遍，如英语input > imput，conposition > composition之类，汉语口语中也多有所见。前段时间网上风传北京口语一些词汇的读法，虽然具有戏谑色彩，而且是用汉字记音未必准确，但是可以从中窥见正在发生的词音变化之一斑。如（取自网络）：

（12）西红柿炒鸡蛋>胸是炒鸡蛋；花生豆>欢豆；涮羊肉>霜肉；大望路> 肚昂路；口香糖>考恩糖；大栅栏儿>大石辣儿；北小街儿>表鸡儿；大北窑>大比獒；西二旗>线儿旗；王府井儿>王五井儿；西直门儿>西日门儿

“不要”变为“别要”，可以看作词音变化的结果：不要pu iεu> 别要piε iεu。

“不”，《广韵》分勿切，非母三等物韵入声，中古音pǐuət，至《中原音韵》为帮母鱼模韵，入声作上声，音pu 。“要”，《广韵》于笑切，影母笑韵去声，中古音ǐɛu，至《中原音韵》为影母萧豪韵去声，音iɛu。“别”，《广韵》皮列切，并母薛韵入声，中古音为bǐɛt，至《中原音韵》为帮母车遮韵，入声作平声，音piɛ。

已经凝固的禁止词“不要”pu-iεu，在连读的时候内部分界模糊，前一音节的u弱化同时受i逆同化，就会失去圆唇且发音部位前移，二字连读时加进过渡音ε，于是“不要”听起来就像piε-iεu了。piε-iεu是口语的读音，在书面语上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口语读音与书面读音脱节，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写作“不要”。就像北京的地名“大栅栏儿”虽然口语读作“大石辣儿”，但是书面上仍然写作“大栅栏儿”。另一种就是根据变化之后的口头语音形式改变书写形式，于是写成与口语更为接近的“别要”。

3.2 我们设想“不要→别要→别”，除了语音上解释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语言事实的支撑。首先是“不要”先已词汇化；其次，“别要”产生之时“不要”应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第三，“别要”应早于“别”出现。第一点已如前述，下面看后两点。

先看频率。如果没有“不要”的高频使用就不可能发生变读为“别要”的词音变化。从文献用例看，“不要”确实有一个频率逐渐增加的过程。唐宋时期“不要”虽然已经可以表示禁止，但早期可能只是“不必要”的意思在祈使语境中的隐含义。如表1所示，唐宋以降很长一段时间表禁止的词主要是用“莫”“休”，“不要”用例并不多。“莫”与“休”在历时兴替与共时分布上表现出两个维度的倾向：从历时看，大体上唐宋“莫”多“休”少，元明“休”多“莫”少，“莫”逐渐减少“休”逐渐增加；从地域看，北方多用“休”南方多用“莫”。到了《元曲选》“不要”用例才多起来，在明代以后的《训世评话》、《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北方文献中开始大量出现。而此时正是“别要”产生之际，如最早出现较多“别要”用例的《金瓶梅》中，据冯春田、王群有“不要”84例，“别要” 41例，两者之和125，接近常用禁止词“休”字的一半（125比270）。而到了《醒世姻缘传》中，“不要”“别要”之和294，已经超过了“休”的两倍（294比119）。由此看来，在明末前后“不要／别要”已经彻底词汇化为一个整体而且逐渐成为北方汉语中最常见的禁止词。

表1 近代汉语时期相关禁止词频次统计表

再看“别要”是否有可能先于“别”。“别要”先于“别”的支持性证据是，早期“别要”多见，“别”很少见，后来“别”多见，“别要”很少见，总趋势是“别要→别”。最早出现“别”和“别要”的文献是元曲和《金瓶梅》。元曲中只有4例“别”，且有可疑之处；而《金瓶梅》中例子较多，主要是“别要”，有三十多例，而“别”只有三四例 。到《醒世姻缘传》“别”逐渐增多，几乎与“别要”持平；而到了《儿女英雄传》，就只有“别”而没有“别要”了。

不支持“别要”先于“别”的证据是元曲已有“别”而没有“别要”。一般来说元曲的时代应该早于《金瓶梅》，但是元曲的例子是否可靠还有一些疑问。

其一，元明时期大量口语性较强的语料，如元代白话碑、《元典章》、《通制条格》、《元朝秘史》、《老乞大》、《朴通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不同语体、不同地域的语言材料，都没有禁止词“别”，唯独元曲有4例。从元代到明代晚期有二百多年的空白，这比较特别。

其二，如表1所示，《元曲选》表示禁止一般使用“休”，有1263例，另有“莫”142例、“不要”200例，突然冒出2例“别”实属罕见。

其三，这些例子中的“别”还有别的解释。前贤所举元曲用例包括《元曲选》、《元曲选外编》、《太平乐府》，共有以下4例：

（13）别引逗出半点儿风声，夫人他治家严肃狠性情。（《㑳梅香》第一折，《元曲选》）

（14）别近谤俺夫妻每甚的，止不过发尽儿掏窝不姓李，则今日暗昧神祇。（《哭存孝》第一折，《元曲选外编》）

（15）问甚鹿道做马，凤唤做鸡，葫芦今后大家提，别辨是和非。（套数[斗鹌鹑·自悟]，《太平乐府》卷七）

（16）怎将俺这一火同禁害？诉的明白，望仙尊别处裁。（《张天师》第四折，《元曲选》）

例（13）是婢女樊素唱词，上下文是：“樊素实曾搬调的在后园中夤夜闲行，只恐怕老夫人知道无干净，别引逗出半点儿风声。夫人他治家严肃狠情性。”樊素怂恿小姐到后花园已须担责，如果再闹出半点别的“风声”，更得自己承担。因此“别引逗出半点儿风声”是樊素担心的事情，是怕给她另外弄出点责任，“别”仍可解释为“另外”。而且，剧中樊素饱读诗书，唱词说白满口“之乎者也”，别处禁止词用“莫”和“休”，即使当时“别”已经出现也属于很新的词儿，未必会出现在她的口中。此外《录鬼簿》卷下记载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人，以儒补杭州路吏。……病卒，火葬于西湖之灵芝寺。光祖名闻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关于郑光祖的其他资料很少，这里说他是山西人（平阳襄陵人），难以确知是其郡望、籍贯还是出生地，不过入仕并终老于杭州，而且名闻天下，其作品中也不大可能出现一个当时杭州人未必能懂的北京周围的俗语词。

例（14）是存孝妻子的唱词，表现出对义父听信小人谗言的失望。其中“近谤”王锳认为就是“将傍”，意思是“照料”“照应”；“别近谤”王先生说“犹云不照应”。按王先生解释，“别近谤俺夫妻每甚的”意思是：不照应我们夫妻什么。但是，如果把“甚的”理解为表反问，“别”仍然是“别的”“另外”的意思：别的还会照应我们夫妻什么？如此则句意亦通。

例（15）出自元代杨朝英《太平乐府》，李焱、孟繁杰，王进认为“别辨”是“辨别”“分辨”的意思，蒋冀骋则赞同其中的“别”是禁止词。仅从上下文看，“别”确实以解读为禁止词为佳。不过，正如隋树森所说，“元人曲书大部分刊刻不精，脱字脱句，误字衍文，所在多有”。这套散曲见于不同的选本，各本文字互有出入，连作者也有周仲彬和吴仁卿两说。“别辨是和非”一句，元刊杨朝英《阳春白雪》作“想别辨个是和非”，旧校增“谁”作“想谁别辨个是和非”；明钞本《阳春白雪》作“想谁那辨个是和非”；明李开先《词谑》作“别辨个是和非”，明嘉靖间郭勋辑《雍熙乐府》作“再不辨是和非”。隋树森据此校理为“想谁别辨个是和非”。由此看来该例“别辨”仍然是辨别的意思，《太平乐府》或许文字有脱落，或许是反问句——以反问表否定。

例（16）“处”“裁”单用都有裁断、定夺之义，前文长眉仙曾做出裁断，说桂花仙子“你既到书房中去，那淫邪之事，怕不是有的？”桂花仙子申说冤屈，希望长眉仙重新裁断。所以“望仙尊别处裁”不是希望长眉仙不要裁断，而是希望他另行裁断。

其四，从版本源流看，上述（13）（16）出自《元曲选》。《元曲选》为明代万历年间臧晋叔所编。例（14）出自《元曲选外编》，所据版本为《古本戏曲丛刊四集》，而后者依据的是清代何煌校订的明末万历年间赵琦美钞校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众所周知，现存元杂剧除了《元刊杂剧三十种》是元人所编外，其余都是明末的刊本或抄本，多有改动之处。尤其是《元曲选》，其宾白部分可能完全为明代所加，而曲文部分也未免有增删润色之处。

综上可见，元曲的禁止词“别”并不可靠 ，目前发现的比较可靠的最早用例是明代晚期《金瓶梅》中大量出现的“别要”和偶见的“别”。因此，“别要”先于“别”在语言事实上也可以说得通。

4.构式省缩，“别要”省缩为“别”

习语和所谓固定搭配，是典型的构式。典型的构式可分解性很低，难以从字面上看出其结构和意义的构成，类似于一种打包形式。在语言交际中，打包形式因为结构的可分解性降低，往往很容易造成重新分解，或加以省缩，使得原来的构成成分独自担当整个打包形式的句法语义功能。如江蓝生、杨永龙所讨论的单句层面的构式省缩：

（17）处置式省去谓语，变成“S+把+你这NP”，如：

A式：我把你这个孽障，直打杀你！＞ B式：我把你这孽障！

（18）补语句省去补语，变成“S+V+补语标记”，如：

A式：我吓得来要死。＞ B式：我吓得来！

从A式到B式，结构大不相同，B式省去了A式中作为句法上的主干和语义上重心的谓词性成分，但句式意义基本不变，仍然是例（17）的A、B都表示威胁和骂詈，例（18）的A、B都表示程度高。这种句法演变现象不同于一般所说的“省略”。一般的省略，通常是共时的、临时的、依赖特定语境的，可以补出具体省略成分；而这里所说的省缩是历时的、固定的、可以不依赖特定的语境，不必补出具体省略成分。

词法层面的构式省缩是指一个完整的词汇形式（也包括虚词）省去其中的一部分，使得其中的构成成分之一独立承担整个词形的功能。如：

（19）何等＞等（底）：“何等”原为名词性偏正短语，意思是什么种类，大约东汉以后凝固为疑问代词，相当于何、什么。如：“处家何等最乐？”（《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何等”凝固成词后，其构成成分“等”可以独立承担“何等”的功能，充当疑问代词，如：“死公，云等道！”（《后汉书·祢衡传》，唐李贤注：“等道，犹今言何勿语也。”）“等”又音变为“底”，如：“郞唤侬底为？”（晋诗《秋歌》，“底为”即何为，为什么。）早在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六就已经注意到“底”“等”“何等”的关系：“问曰：‘俗谓何物为“底”，“底”义何训？’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后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旧，今人不详其本，乃作“底”字，非也。’”

（20）何物＞物（勿、没、莽）：与“何等”类似，“何物”原为偏正短语，意思是什么东西、什么种类，凝固成疑问代词，相当于何、什么。如：“陆逊、陆抗是卿何物？”（《世说新语·言语》）“何物”凝固成词后可以写作“何勿”，如上例李贤“何勿语”，说明该词已经难以分解。其后该词可以单独省为“物”，文献中写作“勿、没、莽”，如：“金刚经道没语？”（《神会语录》）“今受困厄天地窄，更向何边投莽人？”（《敦煌变文集·捉季布变文》）后来的“什么”就是在“勿、没”前加“是”而形成的。

疑问代词“等”“物”之所以能够脱离表疑问的“何”而独立承担疑问功能，并且分别有“底”、“勿、没、莽”等不同写法，除了语音变化的原因外，是因为凝固成词后的“何等”、“何物”已经压缩打包为一个整体，难以按原有结构分解，一般人看不出与原来种类意义的“等”“物”之间的语源关系。类似的省缩还有“颜色＞颜”。“颜”原指额头，“颜色”是额头之色，后来“颜”可以单独表示颜色义，如“五颜六色”。从词的形式变化的角度看，“颜色＞颜”与“何等＞等/底”、“何物＞没/莽”以及英语 terminal station＞terminal（终点站），good morning＞morning（早上好）一样，都属于构式省缩。

“别要”本来是“不要”的词音变体，其中的“别”原本是“不”，是一般否定词而不是禁止词，写作“别”实为记音字，既与“别的”“分别”等没有关系，也不是禁止副词。那么，记音字“别”怎么会变成独立的禁止副词呢？我们认为是构式省缩的结果。“别要”凝固成词之后，成了内部难以分解的打包形式，使用者看作一个整体，其构成成分“别”和“要”原本是什么意思、二者是什么结构关系、结合在一起是否有什么理据等等，语言使用者根本不知道或者不再关心，只是把它整体上看作禁止词。当“别要”内部结构和语义关系淹没之后，语言使用者就有可能对它进行重新识解，把整体意义看作其构成成分的意义，即认为“别要”中的“别”可以单独表禁止，从而把“别要”省缩为“别”。

“别要”省缩为“别”还与类推有关。同时代类似的禁止词除了“别要”，还有此前已经存在的“休要”和“莫要”，与“休要”和“莫要”对应的形式是“休”和“莫”。这种对应局面有利于促进“别要”类推出“别”。如前所述“莫”和“休”是唐宋以后常见的禁止词，宋代以后又出现了“莫要”和“休要”，功能与单用的“莫”、“休”相同。与“莫”“休”的时代和地域差异相平行的是，“莫要”时代略早，“休要”时代略晚；南方文献多用“莫要”，北方文献多用“休要”。如：

（21）小二哥，它是好人，莫要伤触它。（《张协状元》十二出）

（22）慢慢抱哥儿出来，休要唬着他（《金瓶梅》三十一回）

在“别要”和“别”产生前后，北方文献中存在着较多的“休要”用例和一部分“莫要”用例。《金瓶梅》前后三部北方文献相关禁止词的出现频次见下表。

表2 明代前后“休要”及相关禁止词的出现频次表

可见，在“别”产生之前，同时活跃的禁止词有如下整齐的局面：

莫——莫要

休——休要

O ——别要

从历时的角度看，“莫”、“休”本来就是禁止词，后来加上助动词“要”才凝固成为双音形式“莫要”“休要”，即“莫”→“莫要”、“休”→“休要”，而“别要”不是“别”加“要”产生的，而是“不要”的词音变体。但是，在共时平面的语言使用者那里，“莫要”“休要”“别要”是对应很整齐的禁止词。既然“别要”“莫要”“休要”都是禁止词，构成中都有一个“要”，给人的感觉是，结构也应该相同。既然“休要”可以单说为“休”，“莫要”可以单说为“莫”，“别要”也应该可以单说为“别”。于是，通过类推，O=别。这种类推对“别要”省缩为“别”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5.结语

关于禁止词“别”的产生路径，以往影响最大的看法是合音说，尤其是江蓝生所揭示的演变路径：“不要”合音为“嫑”，然后一方面变音为“别”，另一方面分解为“别要”。我们在此启发下做了一点补充，认为合音不一定是必经的中间阶段，“别要”可以直接由“不要”变音而来，然后再省缩为“别”。即：

当然，上图展示的是一条单线的演变，实际语言可能并不如此简单，比如在“不要”变音为“别要”的时候，口语中也可能同时合音为“嫑”。因此在同一时间平面的口语中，可能会出现同一个词的三个互有联系而略有区别的语音变体：不要、别要、嫑。类似的不同语音变体共存现象在汉语史上是相当常见的，如江蓝生《说语音羡余词》所揭示的“甚么/甚、怎么/怎、恁么/恁、咱[tsa]们/咱[tsam]、多昝晚/多昝”等。本文论证了“不要”变音为“别要”、“别要”省缩“别”的可能性，并不否定“不要”合音为“嫑”的可能，而且事实上类似的合音现象在方言中也很常见。我们认为“不要”合音为“嫑”与“不要”变音为“别要”再省缩为“别”并不矛盾，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文章较原文略有改动，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阅原文《词音变化与构式省缩——禁止词“别”的产生路径补说》，《中国语文》2017年第6期。作者：杨永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