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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6年冬，许昌丞相府后院的梅树凌寒绽放，八岁的曹植跪坐在青石板上，用冻得通红的小手在沙盘上书写《诗经》篇章。
北风卷起他月白色的深衣，露出内里打着补丁的麻布中衣——这个细节被老仆悄悄记在眼中，成为后世考证曹氏家族”务从节俭”家训的珍贵史料。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寒风中笔耕不辍的瘦弱少年，即将以惊世才华震动建安文坛，更将以悲情人生诠释魏晋风骨最深邃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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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操平定北方的马蹄声中，曹植的童年始终伴随着金戈铁马的回响。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曾回忆：”初见子建，总角之年，立于铜雀台下，仰观父相点兵，眸中如有星河流转。”
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让曹植十岁便能写出《泰山梁甫行》这样的乐府诗：”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字里行间已见悲天悯人的情怀。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建成铜雀台。
十四岁的曹植即席作赋，当念到”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时，曹操手中酒樽突然坠地。
《三国志》记载，这位乱世枭雄当场解下腰间玉带赐予幼子，感叹：”此儿文章，有定鼎之气。”
正是这次铜雀台赋诗，让曹植的才华如流星划破建安文坛的夜空。
在曹氏兄弟围绕世子之位的暗潮中，曹植的文学沙龙却成为邺城最璀璨的星群。
他与杨修、丁仪等人”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之际，常有惊世诗句诞生。
建安十九年，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写道：”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
这种重视民间智慧的创作理念，使其诗文既有庙堂的恢宏，又饱含市井的鲜活。
建安二十二年春，邺城朱雀大街上演着极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曹丕车驾仪仗森严地驶向丞相府，而曹植却纵马狂奔出城，只为赴城外酒肆的诗会。
这种率性而为的性格，在曹操询问军国大事时愈发显露。
当曹丕谨慎回答”依法而行”时，曹植却朗声答道：”发政施仁，天下归心。”
这种理想主义的回答，最终让曹操在立嗣问题上陷入两难。
曹植人生转折的伏笔，早已埋在建安二十一年的司马门事件。
那日他酒醉后擅开王宫正门，在御道上策马奔驰。曹操得知后勃然变色：”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者。”
这次事件让曹操看到爱子浪漫天性背后的政治幼稚，也为曹丕继位铺平了道路。
当代史学家田余庆指出：”司马门之失不是偶然，是诗人灵魂与政治铁律的必然碰撞。”
黄初二年（221年），曹丕称帝后的第一个寒冬。
在洛阳皇宫的暖阁里，新帝将曹植的诗稿投入火盆，却突然抢出即将焚毁的《洛神赋》。
这个细节被宫人记录在《魏略》中，折射出曹丕对弟弟才华的复杂心态。
当七步成诗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时，真实的曹植正在鄄城破败的王府里，写下”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的苍凉诗句。
黄初三年深秋，曹植途经洛水。残阳如血中，他恍惚看见宓妃凌波而来，这个瞬间的悸动催生出千古绝唱《洛神赋》。
现代学者考证，这次”邂逅”可能源于曹植长期服食五石散产生的幻觉。
但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意象，却为后世中国文学树立了美人书写的永恒典范。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曹植的诗文发生惊人蜕变。
从早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慷慨，转向”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的苍凉。
太和三年（229年），他在《求自试表》中写道：”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光增辉日月。”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恰是魏晋风骨最动人的光芒。
南朝谢灵运曾言：”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
李白更在《将进酒》中化用其”陈王昔时宴平乐”的典故。
但最贴切的评价或许来自清代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唯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印证了曹植诗文不朽的生命力。
当我们站在洛水河畔，看夕阳为水面镀上金辉，恍惚还能听见那个孤独诗人与洛神的对话。
曹植的悲剧，在于他始终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十字路口，用诗人的纯粹丈量着权力的深渊。
但正是这种撕裂与挣扎，让他的诗文获得了超越时代的永恒力量。
在当今这个物质丰盈而精神漂泊的时代，曹植的故事依然在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永远诞生于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之中。
作者:古今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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