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编辑学研究历史

一、我国的编辑学之热，最初就出现在出版业内部，时间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研究内容以出版社中编辑业务为主。

文革结束以后，编辑学开始受重视时，出版社内部的编辑业务讲座，是它早期的主要形式。1981年，商务印书馆率先举办“编辑业务讲座”，主讲者为陈原、曾彦修等诸多著名专家。以后，同类讲座纷纷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版业内部出现。教育部高教一司从1984年开始，也在哈尔滨、上海等地举办全国学报编辑讲习班。我与王华良都在1984年的哈尔滨为全国学报编辑讲过业务知识。有鉴于此，当年我国编辑学的研究力量，主要由出版社与高校学报这两部分人组成，进而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研究队伍。

出版业中的编辑业务，是当时研究的基本内容。以1990年以前出版的著作为例。如《实用编辑学》（阙道隆主编，1986）、《实用编辑学概要》（俞润生编著，1987）、《编辑学概论》（朱文显、邓星盈著，1988）、《图书编辑学概论》（高斯、洪帆主编，1989）、《书籍编辑学简论》（张玟、林克勤著，1989）、《科技编辑学概论》（王耀先主编，1989）、《编辑学论稿》（刘光裕、王华良著，1989）等，这些著作有些从名称就知是图书编辑学，至多兼及刊物。翻一翻这些著作，里面讲的都是出版业中的编辑业务。与这个内容有些不同的，大致有两种。一是萧汉森等人的《编辑学概论》（1989），全书十章中有一章，讲广播电视电影编辑；另一是王振铎、司锡明主编的《编辑学通论》（1989）。

当时既研究出版业的编辑业务，报纸也属出版，为何大家不注重报纸编辑学？其中原因，除了研究者大都来自出版社与高校学报，比较熟悉书籍与刊物业务外，还因为我国习惯上是把出版与新闻分开的，而且报纸编辑学早已在新闻学中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问。因此即使涉及，像朱文显的《编辑学概论》讲了新闻编辑，仅仅是全书十一章中的一章而已，内容仍以书刊编辑为主。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编辑学，它的主流是图书编辑学。笼而统之是称编辑学，具体内容则以研究出版业中的书刊编辑业务为主。这种局面，到今天稍有变化；但从著作数量的统计资料看，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说图书编辑学或书刊编辑学属于出版学，或者说它是出版学的分支，不能算什么过错。

二、编辑学界首次重要学术讨论的起因，是对“收集材料，整理成书”作为编辑学的编辑概念提出质疑。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图书编辑史学家中的编辑概念之争。

1986年我撰《怎样理解编辑概念》一文^[1]，1987年刊出后频频转载，大概在五次以上。撰写经过，我在《编辑学理论研究·再版后记》^[2]已有说明。该文分三部分：“孔子是编辑吗”、“编纂与编辑究竟有无区别”、“编辑的概念如何”；基本观点是认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不能成为编辑学使用的编辑概念。从此开始，揭开了长期讨论编辑概念的序幕。

需提请注意，我质疑的编辑概念中有“整理成书”这句话，而我一位辩友就称编辑是不同的“成书方式”。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可是就此足以证明，当时争论双方研讨的对象是一致的，就是图书编辑学，或曰书刊编辑学。因此，凡以新闻编辑学为业的人，不需要也不可能参加我们间的争论。

1990年的湖南衡山会议上，我首次听到胡光清先生将全国编辑学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有书籍就有编辑，另一派认为有出版才有编辑。后来他曾将这观点写成文章，刊于《编辑学刊》^[3]。今天若将当年出现的众多编辑概念搜集起来，可知其中绝大多数，或者是从有书籍就有编辑的角度界定的，或者是从有出版才有编辑的角度界定的。所以胡光清将全国编辑学观点这样区分为两派，符合事实。凡承认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当时全国编辑学界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图书编辑学。认为图书编辑学或书刊编辑学属于出版学，正常情况下当然是正确的。

我1986年对编辑概念的表述是：“编辑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种种出版前期工作。”^[4]1988年，我又作如下说明：我这表述“是针对书刊编辑而言，基本精神似亦可与其它编辑相通”^[5] 所说“其他编辑”，就是书刊编辑以外的传播媒介编辑。像我这样公开主张研究书刊编辑学的，当时是多数人。我们谁也不曾想过，热心研究书刊编辑学，会给很久以后才听说的所谓“普通编辑学”，产生什么威胁。与图书编辑学相比，“普通编辑学”的性质既已大不相同，它的编辑概念也早已变味了。因此，如果“普通编辑学”要讨论编辑概念问题，拿到以往编辑概念之争去，岂不是找错了门，走错了路？因为以往编辑概念之争，仅是为建设图书编辑学而形成的。

总之，首先由我质疑而引起的这场争论，一开始就是图书编辑学中的编辑概念之争。双方如果不在研讨对象是图书编辑学上具有共识，这个争论就不可能产生，产生了也不可能长期争论下去。

三、图书编辑学中的编辑概念之争，到1994年事实上已经告一段落。

编辑概念之争自1986年我提出质疑之后，在1990年至1994年间，进入高潮。1990年，王华良在《试论界定“编辑”概念的方法论问题》中批评“编辑概念”的“泛化”；1991年，王振铎、姚福申二位先生针对王华良观点，分别撰文，奋起商榷。我也于1991年撰 《再论何谓编辑》，进一点阐述自己观点。期间，还出现其他学者的一些重要文章。

到1994年，林穗芳先生刊出重要论文《“编辑”和“著作”概念及有关问题》（《编辑学刊》1994年第1期）。林穗芳本人是资深的出版编辑，且精通多种外语，无论从出版界还是教育界看，都是难得的人才。他在1987年所撰论文《关于图书编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出版与发行》1987年第2期）中，根据国际术语学命名规则，建议以英语redactology 作为“编辑学”的国际用语，对此美国同行有好的反应。他又是出版学研究的得力倡导者，如撰《明确“出版”概念 加强出版学研究》（《出版发行研究》1990年第6期）等论文，并有专著《中外编辑出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林穗芳在1994年那篇文章中，详实论证了“编辑”与“著作”这两个概念。他根据作为我国国家标准的《普通图书著录规则》与我国《著作权法》等权威资料，以充分的理由，将“著作”概念区分为狭义著作与广义著作两种；进而又认为，“作为著作方式一种的‘编辑’与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代表不同的概念”。^[6]他的观点令人信服之处，在于通过中国与外国的两部分可靠资料，一一作详实论证。我读了林穗芳文章，兴奋之余，立即撰《三论何谓编辑》（《编辑学刊》1994年第3期），以作响应。我这《三论》，接续林的论点作进一步发挥，同时补充我国历史上更多的新鲜文献资料；全文三部分：“两种不同的编辑”、“对《辞源》‘编辑’释义的两点补充说明”、“谈姚福申的‘著作概念唯狭义’”。

1986年开始的图书编辑学中编辑概念之争，到1994年林穗芳《“编辑”和“著作”概念及有关问题》与我《三论何谓编辑》发表之后，基本上已告一段落。我这样说的理由是：就我一方看，观点大致都已公诸于众；就辩友一方看，从这一年以后，再也不见有正面对垒的有份量论文。

1994年后我撰长篇论文，从数量看不少，内容大致都是以前观点的进一步发挥与补充，特别是补充新的证据或文献资料。譬如，1995年撰《四论何谓编辑》（《出版发行研究》1996年第1—2期），基本内容是界定“出版”概念；1996年撰《“有出版才有编辑”——谈编辑的产生和发展》（《编辑学刊》1996年第6期），重点是说明古代编辑为何必然与出版相联系，又具体说明古代编辑与现代编辑的异同；1997年撰《古代撰述国史称“著作”考》，意在用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为“著作方式之一种的‘编辑’”作难以辩驳的论证。这些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其实都是早已有的。林穗芳所撰《试论独立的编辑职业的形成》（《编辑学刊》1994年第6期）、《做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奠基工作》（《编辑学刊》1995年第6期）等，除了与我有相似一面，另可能比我更注意联系实际，对原有观点作进一步阐述。

四、最早对“大”编辑学明确提出质疑的，可能仍旧是我。

我始终认为，编辑学最有必要研究的又是最有希望的，是书刊编辑学或图书编辑学。1996年，我为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现代编辑学》而写《序言》中，有一段话涉及“大”编辑学。比如说：“在我看来，与其是经常想入非非，做‘大’编辑学之类美梦，不如脚踏实地去研究书刊编辑学更为有益。当务之急是，先把书刊编辑学的基础弄结实，然后，再去管别的事儿不迟。”这里所说“大”编辑学，是指把传播业中各种媒体的编辑业务凑合在一起而成的编辑学。我以为，各种媒体的编辑业务差别太大，勉强放在一起讲，只能各讲各的，并无实际意义。2000年春天，参加北京召开的阙道隆先生《
<编辑学理论纲要>
构想》讨论会。该《构想》是在原来书刊编辑学基础上，再用“大”编辑学观点加以改进的。我以《有关编辑学理论的几点想法》为题，讲了三点意见：关于应用科学、关于研究对象、关于书刊编辑，重点分析《构想》中有关“大”编辑学部分的不合理与不科学（此文刊于《编辑之友》2000年第4期）。会上，有人与我持有相同观点。最后，我听阙道隆对大家说：我还是研究书刊编辑学，“大”编辑学让更高明、更有学问的人研究吧。阙公最后究竟怎样，我不清楚。就我而言，胆敢当面提不同意见，是因为阙公既学富五车，又虚怀若谷。对“大”编辑学的质疑，我有上面两篇文章；同好诸友作平心静气的讨论，愿闻教益。

就“大”编辑学而言，与其说它是“新生事物”，不如说是“待生事物”更合乎事实。“待生”期间，我看以少说大话为宜。至于别人提出质疑，可能是爱护的别一种方式，无需总要视为敌人。如果有一天美梦成真，为祝贺编辑学家族中增加一个新成员，我愿献上一束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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