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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瞬间成年的，也没有人能每一天都活得轰轰烈烈。
走过生命的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总有一段特别的时光，仿佛人生的秘密作坊一般，为今天和今后写下了注脚。
终于把荒岛变成图纸，但是他回家的期待已经不一样了
2017年5月，陈辉得知，自己在奥比岛上的工作并没有人接手，而要完成整个项目，至少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原以为即将完成的半年的海外工作任务突然尽头模糊，陈辉立在原地，仿佛被背后的海风和前方的山风夹击，“说好半年，又变成两年，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头？”
陈辉是一名工程测量师，2016年11月到印度尼西亚奥比岛，担起印尼金川红土镍矿项目的测量任务。该项目是“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重点项目，也是陈辉所属单位金川集团在印尼的首个项目。
对于当时年仅27岁，刚工作五年的陈辉来说，要担起这份工作并不容易。虽然同样是测量，但是在印尼的工作要比在国内的工作更具挑战性。在国内，测量工作通常是陈辉和同事共3个人一起完成的，可以相互校核验证。而到了印尼，所有程序的执行仅其一人。
虽然挑战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彼时的陈辉已经与女朋友在计划着未来。工作与生活的天平即将失衡，但谁又能始终站在中点呢？
2016年10月，陈辉和同事一起启程前往印尼，飞机盘旋离开，眼看着黄色的大西北土地越来越远。转机，乘船，搭车，跨越半个北半球，穿过湛蓝无比的海峡，陈辉第一次踏上了密布绿色植物的奥比岛，开始了红土镍矿项目的测量工作。
岛上的测量工作如同丛林冒险一般，陈辉带着GPS、全站仪、经纬仪、电子水准仪，在高过头的植物中找点，定位，测量。“这是建筑施工的基础。测量工作做不好，会直接影响建筑结构的质量和安全。”每次测量，陈辉总是集中精神，用不同方法多次测量以确保数据准确。他不知道，有的时候，不远处就有一条蛇或者蜥蜴在凝视着他这位岛上的“外来者”。
陈辉准确无误地测设了奥比岛上生活区、冶炼厂、电厂等，囊括一百多个子项，整个项目进展顺利。但不尽如人意的是，由于奥比岛位于热带雨林气候区，雨季漫长，特别是2017年，最长的一场雨持续了26天，工期不得不延长。何时回家，没有人能确定。时断时续的电信信号，还是送来了女友分手的信息。
晴天，陈辉一个人站在岛上送走了一轮又一轮落日，看着大海从蓝色变成红色，再到更深的蓝，他逐渐习惯了咸腥的海风的味道。
测量工作终于在2019年8月完成。23日清晨5点，陈辉前往码头乘船，回望小岛，作业中的电厂灯火通明，白色的灯光照亮了小岛，一串串的测量数据浮现在脑海。陈辉跟小岛道别，跟岛上的每一个踏过的角落道别。
人总是眷恋让自己成长的地方。三年来，在奥比岛上解决的每一个难题，都成了陈辉职业生涯的勋章。
回到大西北，同龄人似乎都过上了他曾经计划着的生活——结婚，生子，挣奶粉钱。而对于陈辉来说，三十岁的收获是，懂得了不负使命的这三年是人生意外的礼物，孑然一身，却是一个新的开始。
晒黑、生病、精疲力竭也不会放弃继续向前？书写双面人生是一种态度
张兴一的故事没有人听。张兴一习惯了听别人的故事，职场故事。“你为什么换工作？”“你的前同事如何评价你？”“谈谈你的职业规划”……作为一名国企的HR，他总是衣着整洁，举止得体，根据五个W法则、STAR法则快速判断来应聘的人适不适合。
“我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公司的形象。”张兴一说，HR往往是公司新人接触到的第一个人。不管应聘者留下或者离开，自己的形象会与公司形象一起给应聘者留下印象。
如果是你去面试你怎样介绍自己呢？“哈？”张兴一一时没想出。
近两年，张兴一所在的单位逆势进发，招聘步伐加快。不断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HR成长的过程，他想在这个岗位上变得更加成熟，继续进阶。
焦虑来自于工作之外。“您好，这边请……”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张兴一发现自己竟然“如此职业”。
他不喜欢这个“一板一眼”的自己，生活中他希望自己是个“有意思的人”。工作之余，张兴一模仿郭德纲讲段子，听充满生活气息的民谣，坚持骑行。
就在上个月，张兴一利用年假提前给自己送上了三十岁的生日礼物——环海南岛骑行。6天“单飞”910公里，他从海口出发，骑过莺歌海、三亚、万宁、博鳌再回到海口。
骑行过程中最大的考验在最后一天，连续几天的体能消耗之后，最后的200公里本就不容易，不巧的是，出发时最高28度的气温骤降至10度左右。在逆风中骑行了150公里之后，张兴一感冒了。他继续向前骑——不能停，怕停了就不想走；不敢停，怕停了会失温发抖。手麻木了，凭着肌肉记忆重复着骑行的动作。顶着疲惫到零售店买饮料时，发现售货的小姑娘“甚至不愿搭理”。
狼狈不堪，但却是久违的释放。把身体交给阳光、海风、骤变的气温时，张兴一尝试突破自己的体能极限，也终于能安静地聆听内心的声音。
返程回京。张兴一边敷面膜，边想着前两天刚看过的水木年华的电影《一生有你》。年至三十，虽然还没有找到陪伴一生的人，“但自己的兴趣爱好经历，才是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你说，对吗？”
在自由与规矩间穿梭，张兴一聆听故事，也书写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
北漂“七年之痒”：不会离开，但留下并不容易
“如果再经历一次，我肯定会崩溃。”回望北漂这七年，余跃几次感慨，自己竟然经历了这么多。所幸，这些经历的出场顺序没有颠倒。
2012年2月，刚过完春节，还在重庆上大四的他只身来到北京的一家新闻单位实习。第一周，余跃借住在亲戚家位于沙河的一间房里。实习期间，没有工资，有时候甚至没钱吃饭。住房不花钱，但上班来回得花四个多小时。
硬着头皮跟家里要了钱后，余跃找到了亮马桥附近的一个地下室，9平米不到，几乎只能放一张床，没有窗，房租600元。7月暴雨来袭，余跃成了“被淹没的蚁族”中的一员，看着房间里的水涨到了小腿肚，他当时觉得“很有意思”。
搬出地下室之后，余跃住过分钟寺的筒子楼、立水桥的复式群租房，从两人合租到整租一居，房租从600元到800元、1300元、2300元、4500元。
七年，尝试了各种形式的租房，渐渐地，好奇淡了，厌倦多了。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因为50块的水电费，余跃跟室友聊着聊着就大打出手，却争不出个对错。
2019年5月，余跃租了一套四环外的一居室，租金4500元，很多东西没有配套，就连暖气片也是自己装的。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安心坐下来的时候，环顾一周，像极了家的模样，但他觉得有点亏。“下次再这么大动干戈的话，我希望是为我自己的房子。”
租住条件的提升，缘于余跃收入的增长。而曾经与室友的紧张关系，也和工作状态有关。作为一名记者，余跃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他回忆，与室友“开撕”那段时间，其实是与工作小组的同事正在摸索一种新形式的稿件写作，经常加班，累到“上厕所都找不着门”。
对文字工作者来说，敲不出字是最绝望的。余跃说：“那时候压力是真的大。后来有一点成绩，就感觉从水里浮上来喘了口气，一喘就喘到现在。”
2017年，余跃第一次相亲，应父亲安排，“打飞的”到深圳见了一个女孩。俩人聊得挺好，但在未来规划上有分歧，对方不想来北京，不希望以后生活压力太大。当时，余跃并不能理解，“年轻人怕什么压力大？”俩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现在有点理解了，人一定要那么拼吗？安逸一点不好吗？”余跃总是能把自己采访的每一篇稿子写得条理清晰，逻辑完整，但是想到自己的生活，却是“丈二的和尚”。
余跃热爱自己的工作，“压力跟成就感是成正比的”，成就感极强时，余跃感到自己“飞上了天”。“如果在家乡的小城工作，我可能一辈子也没法体会。”
“不会离开了。”北京极强的包容性让余跃感到，人可以有很多种活法。“我甚至觉得，结婚可以是一个选择。”
热爱能支撑一个人走多远？余跃希望是：一辈子。(朱春燕 董淑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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