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拘捕程序，对犯人采取怎样的强制措施？其弊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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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案件进入官方领域，才可以说是司法程序的开始。从原告或受害人告状，案件进入官方视线，下一步面临着传唤被论人、干连人，对于出逃在外的，需要启动拘捕程序。

案件的正式审理一般都需要诉讼双方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为了方便取证、保证案件处理的顺利进行，对当事人双方或有关干连人需要采取临时性的强制措施，本章从元代的强制措施谈起。

元代强制措施

老百姓来告状，受理后，官府就要把原告、被告及证人传来审问。对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为防止他们逃跑或毁证灭迹、伪造证据、勾连串供，需要把他们进行囚禁和关押，于是就有了传讯、逮捕、囚禁、保候等一系列强制措施。

对于中国古代而言，也存在类似措施，元代的监狱不同于现今的监狱，其职能类似现代的拘留所，收押着大批各种案件的未决囚犯。凡官府认为是犯罪人或嫌疑人的都可以抓来讯问并临时关押。

元代监狱属于官方设施，“应监禁之人除官府正设牢禁外，并不得擅置牢狱，违者并行纠治。”据刘晓先生研究，除中央刑部、御史台设狱外，行御史台、地方路、府、州、县，亦设有各级监狱机构，录事司下亦有监狱。

监狱设有专门的官员“司狱”，“司狱之设，职专囚禁，冤者录问申明，滞者随事申举”。犯重刑人犯一般都要拘收。为防止被羁押者越狱，往往对他们使用械具。

逮捕与囚禁

逮捕。逮捕是元代强制措施中强制性最强的措施，它和勾摄、传唤的不同在于它一般针对犯有重刑案件的人犯，且已经有切实的犯罪证据。

勾摄和传唤往往针对诉讼双方因田土、债负等较轻型的案件，至于所采取该措施的人员具体是否违法犯罪有待进一步调查和审理。逮捕的强制性在元代官方人员签署的捉拿人犯的承管状中可以看出。

囚禁。元代官府逮捕人犯后，在判决前必须将他们羁押起来，这就是囚禁，在强制措施中是较为严厉的一种。《尔雅》：“囚，拘也。”《说文》：“囚，系也。从人在口中。”

关于囚禁使用的方式，《元典章》规定：“诸罪囚应枷锁、散禁之例，各以所犯轻重斟酌”。《南台备要》中亦有类似记载，“诸罪囚应枷锁监禁之例，各以所犯轻重斟酌”。

囚禁在古代有“囚拘”、“囚桎”、“囚执”、“囚系”等各种不同的名称，形式上都要关押，完全限制人身自由。元代的诉讼参与人，都可以成为官府的囚禁对象。

至于原告及与原告、被告有关的乡邻、干连人、甚至事主，被害人的亲属，在被告没有招供、罪行没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官府也可以对他们施行囚禁，以防诬告和伪证。

至元二十一年八月，福建行中书省汀州路，谢阿丘告姊夫张叔坚兄张十习学染匠师弟陈生来家，将阿丘近腹肚下摸讫一下，告到人匠提领所，将阿丘、陈生监收。

该案件罪行很轻微，甚至说无罪的情况下，也将嫌疑人陈生和被害人阿丘都进行了监收。元代甚至有“将过钱带行人监押，发还元藉官司羁管。仍令各道廉访司严加体察相应”的规定。

“过钱人”就是充当贿赂的中间人，无论其是否知道内情，也要先予以监禁听候发落。囚禁在元代社会被广泛使用，很多人跟案件稍涉其中，甚至只是和原被告有某种社会关系，而自身根本无罪的情况下，一经到官，也常常被囚禁。

对于自首罪人，符合一定条件官府才予以准首，亦要先行监收或羁管，元朝规定：“今后应首罪人，拟事轻重，权且监收，或召壮保羁管，行移勘当得所首公事别无隐漏差异，及他处未经事发，方许准首”。

对于行凶、故意伤害等涉及人命案件的嫌犯进行囚禁更是毋容置疑的，应犯死罪，枷杻收禁，妇人去杻。

案例对于于奸所杀死奸夫的任闰儿，挟仇剌损游慧元双眼及虽已断罪、却遇赦的童氏，对行凶犯罪中知而不报、不曾亲自参与，不知如何审断的潘阿王人犯，都采取监收并听候处置措施。

可见对于犯有重罪过，面临重刑判决的人犯，一般都要监禁锁收。即使在最后一个案例中叶云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防卫性质，拟合钦依释放的情况下，但因涉及命案，也要收管听候。

另外，对于涉及危害官府利益的案件，一般对嫌犯也要监收，如《元典章》中载：至元六年十月北京路张裕为折讫官粮，蒙总管府监收。管课官若有侵欺瞒落官课者，监收取招。

滥禁现象

在囚禁中，元代官府存在对人犯及有关人员的滥禁现象，“愚民冒法，小词诉，根连株逮，动至什伯，系累满途，囹圄成市。至于相争田地、婚姻、债负、家财、欧詈、干证之类，被勾到官，罪无轻重，即监入禁，动经旬月，诛求横取，百端扰害，不可胜言”。

被囚禁而死的人犯亦不在少数。延祐四年，“陵州群凶为官民害，悉收系死狱中”。泰定帝二年，翰林学士不花、中政使普颜笃、指挥使卜颜忽里为铁失等所系死。

王思诚对于囚徒遭到囚禁至死的现象予以揭露，并提出自己的法律建议。至于是否被采纳，不得而知。

大量囚禁人犯，造成了监狱人满为患、难于管理等弊端，这种状况后来发生了变化，如大德九年规定，杖罪以下轻罪过案件及笞刑以下杂犯可不囚禁，随衙待对，随时听候官府召唤。

都省准拟，“今后除奸盗诈伪杖罪以上，罪状明白，依例监禁”外，“其余相争田土、婚姻、家产、债负、欧詈”等轻罪及“自笞以下杂犯罪名，及攀连干证之人”，不再允许似前监收，只令随衙待对，免于监禁。

从上面规定可以看出原告、被告及干连人起初不分罪行轻重一般都被监收，到后来涉及田土、债负等轻型罪名的案犯及干连人，不再监收，实行随衙待对措施。至大四年十月，袁州路戴荣一说合甘元亨前去其家刊板造伪钞公事。

甘元亨首告到官，本路已原其罪。戴荣一所犯，若比朱来兴例，杖断一百七下、徒役，却缘事干通例。除将戴荣一监收听候外，咨请照详。该路只提到将戴荣一监收，甘元亨已原其罪，应是没被监收而是随衙待对。

原因大概是由于其首告到官，且又是从犯，罪行显著较轻，符合规定。

可是在监禁司法实践中，存在狱卒透露狱情、脱放罪囚等作弊现象，为此至元二十二年，都省准拟此后元朝廷专门委官一员，专一提调，加强对监禁罪囚的监督管理，提出：“近体知内外百司，凡有罪囚，不为严切禁锢，以致狱卒因缘作弊，情伪多端，若不禁治，害政良深。

都省拟自今后诸衙门罪囚，或枷锁、散禁，须管明立案验，委官一员，不妨本职专一提调，无致轻重纵肆，透漏狱情，因而脱放。”

监禁措施因犯人有所差异

元代官府对于不同情况的人犯所采取的监禁措施有所不同。如对捉获人犯，先禁于司县，后申解所属有司，据其所犯罪行轻重、性别及族群施以不同的监禁措施，并且男女、僧尼囚禁分开。

《元史·刑法二》中有“诸大小刑狱应监系之人，并送司狱司，分轻重监收”。轻重异处，不得参杂。《宪台通纪》中有“诸罪囚枷锁监禁之例，各以所犯斟酌”的规定。

即使对于死刑犯，男女亦有分别，“应犯死罪，枷杻收禁，妇人去杻。杖罪以下并锁收”。对于各路见禁罪囚，根据皇帝圣旨，男女异处，分别关押，并且具有人情关怀，体现出司法的文明和进步，如“妇人仍与男子别所囚禁。

无亲属，官给米粮。内有病患，医人看治。在狱罪囚，皆委佐贰、幕职分轮一员提控。”至元二十八年，行宣政院亦依照中书省“诸犯罪者，对问其间，分别轻重，然后监禁枷锁，男女异处”的条画。

针对“各处大小僧司衙门，凡有僧尼人等为事，不问所犯轻重、被诉虚实，便行监禁枷锁，及将僧尼混杂同禁”的现象，发文称“使院合下，仰今后僧尼罪犯，奸盗徒罪以下，不得监收，止令召保随衙。如有应监者，仍令异处，毋得混杂”；行宣政院规定似乎更为宽容些，“奸盗徒罪以下，不得监收。”

蒙古人案犯在被收禁时却享有优待，蒙古人即使“犯真奸盗者”，却照样可以“解束带佩囊，散收”。

《元典章》中亦有“据正蒙古人每，除犯死罪监房收禁，好生巡护，休教走了，不得一面拷掠，即便申覆合干上司，比及申覆明降，据合吃底茶饭应付与者外。

据真奸真盗之人，达鲁花赤与众官人一同问当得实，将犯人系腰、合钵去了，散收，依上申覆”的规定，蒙古人只有在犯死罪的情况下才予以收禁，这无疑体现出元代司法制度对蒙古的优待。

为规范监禁，元朝廷对出现枉禁和囚禁至死者要追究所涉官员责任。如诸衙门若存在“枉被囚禁及不合拷讯之人”行为，由监察部门从实体察追究。

如果被囚禁之人“实有冤枉，即开坐事因，行移元问官司，即早归结改正。若元问官司有违，即许纠察”，对于囚禁非理以致出现死亡或损伤的官员，委监察部门随事推纠。

《元史·刑法二》有对囚禁罪囚管理不善官员的处罚规定，“诸禁囚因械梏不严，致反狱者，值日押狱杖九十七，狱卒各七十七，司狱及提牢官皆坐罪，百日全获者不坐”；

对于受贿，有意隐瞒罪犯，畏罪逃避者，根捉到官，加等断决，“诸司狱受财，纵犯奸囚人，在禁疏枷饮酒者，以枉法科罪，除名。”对于监禁罪囚长达五年的疑狱，遇赦时释放。“诸疑狱，在禁五年之上不能明者，遇赦释免”。

与滥加监收相反，在做佛事、帝有疾、皇帝登基以及一些册封皇后、皇太后等大典时，元朝官府存在频繁大赦，滥释狱囚现象。

频繁大赦，滥释狱囚

据郑鹏研究，元朝在武宗朝、泰定帝、文宗朝大赦频繁，分别达到五年五赦、五年四赦、五年五赦的大赦频率，这当然与当时政局起伏不定有关，但笔者认为如此大频率的大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破坏了司法程序的公正性。

笔者收集了一些释囚的史实，记录如下：至元十年八月，前所释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二人，并赦之。至元二十八年，诏释天下囚非行凶抵罪者。大德十年，虑大都囚，释上都死囚三人。

至大四年曲赦大都大辟囚一人，并流以下罪。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释重囚。皇庆二年癸巳，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延祐元年释天下流以下罪囚。延祐六年甲戌，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释全宁府重囚二十七人。

癸巳，以作佛事，释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人。至治二年西僧亦思剌蛮展普疾，诏为释大辟囚一人、笞罪二十人。

泰定元年元朝廷曲赦重囚三十八人，以为三宫祈福。致和元年，命帝师修佛事，释重囚三人。至正十四年皇太子修佛事，释京师死罪以下囚。元太宗十三年帝有疾，诏赦天下囚徒。

可见，元朝几乎每位皇帝在位期间都实行过释囚行为，结合武宗、泰定帝和文宗三位皇帝的大赦，可以看出，有时皇帝对赦免囚徒达到毫无原则的地步。

当然，对此滥释行为，就有大臣提出质疑。如大德七年中书左丞相答剌罕就对此释囚现象提出质疑：“僧人修佛事毕，必释重囚。有行凶及妻妾杀夫者，皆指名释之。

生者苟免，死者负冤，于福何有？”官府及高层的违规滥释罪囚现象，不利于罪囚的改造，被害人冤屈得不到伸张，不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

犯有杖刑以上重刑即使取到罪犯本人及家属的伏辩文书，仍然要收监关押，等候最后判决和执行。就是犯杖刑以上较重罪行的人犯，无论断否，都要收禁在案，即予以关押，加以人身控制，以免脱逃。

对于罪行较重人犯押解到上司时，路途上正犯要枷项纽手，事主和捉事人也要一同前去，只不过他们是散行，不限制人身自由。也就是说，对于重犯的监禁强制措施是随时都存在的。

有赃仗的要一同差人送达上司。对于监禁的监督，除有隶属于肃政廉访司的司狱直接管理外，同时“令州县佐官兼提控囚禁”，毕竟在其行政区域内，便于监管。

按照元代旧例，杖以下轻罪未断责保，至徒人某收禁外，正犯犯重刑人，经本道廉访司对本人家属明示犯由，取到伏辩文状，依旧收禁。后枷项纽手，同家属某差人监押，赴部引审。

由于古代的法律不够严密，所以对传唤、逮捕等强制措施的界限划分得并不严格，但是有些拘禁措施却可以很清楚地辨别，如保候措施是古代强制措施中比较轻的一种。保候是对与案件有关的证人、可能无罪或证据不足的被告及有病之囚禁者采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