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是如何扩张称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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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玉鹿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晋 国

JIN

GUO

霸业

晋国的霸业史，

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晋国的疆域开拓史。

西周时期晋国虽是小国，

但“距险而邻于小”的疆域形势，

为日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地理环境。

春秋前期的历代晋君，

尤其是晋武公、晋献公不断兼并小国，

为日后对外争霸奠定了基础。

晋文公即位后实施的东进战略，

使得其疆域拓展到了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这也是晋国霸业长期维持的地缘因素。

此外晋国兼并了所谓戎狄部族的大量土地，

因较多使用和平方式，

这些部族迅速融入晋国，

并成为其对外争霸的重要力量。

本期推出的是，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雷鹄宇

撰写的文章——

从疆域变迁论晋国的霸业之路

文/雷鹄宇

疆域是一国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晋国霸业的建立与维持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其不断开疆拓土为基础的。由于晋国在周代举足轻重的地位，前人对其疆域问题也颇多关注。

早在清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顾炎武《日知录》的“晋国”条，都曾分别按时间线索对晋国疆域变迁的脉络进行过梳理。当代学者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第十七章《晋国疆域的发展概况》、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第六章第一节《晋国疆域的变迁》、韩虎泰《春秋时期晋国疆域变迁考》，也都结合新出土资料，对晋国疆域伸缩情况作了更为细致的考证。

前辈学者的研究让我们对晋国疆域变迁细节的了解更加明晰，不过这些研究更多著力于疆域变迁本身，对晋国不同时期的疆域情况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还有很大空间可作进一步讨论。故本文试从疆域变迁的角度梳理晋国霸业的建立巩固过程。

▲晋国疆域拓展图

从西周初年不过“方百里”的撮尔小国扩张为春秋后期“地数圻”的泱泱大邦，晋国疆域变迁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唐叔虞建国到晋穆侯时期，这一时期晋为小国，疆域主要在今曲沃县与翼城县范围内，向周边的扩张非常有限；

第二阶段是从晋文侯时期到晋文公称霸前，这一时期晋国渐强，疆域逐渐囊括了今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及相邻部分地区；

第三个阶段是晋文公称霸之后，晋国疆域扩张速度也同时加快，逐渐发展为横跨今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及山东五省之地的大国。

以下分别从不同阶段的地理形势来探究各个时期晋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进一步分析疆域变迁与晋国霸业之路的关系。

一

西周时期晋国的疆域形势

地理形势对一国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故学者试图从西周初年晋国始封之地探究后来晋国建立霸业的奥秘。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说：“盖河、汾本沃土，晋始封于是，亦已植富强之基。”河、汾一带的沃土对晋国发展固然有益处，仅凭此恐怕不足以奠定晋国的霸业之基。倒是《国语·郑语》中记载西周末年人对晋国预测是：“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这里提到晋国地理有“距险”和“邻于小”两个特点，才是其最实质的优势。

西周时期晋国“距险”的疆域形势要从晋国始封地说起。早期文献对晋国始封地的记载较为含糊。《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卫国大夫祝佗追述鲁国、卫国与晋国的历史时，说当初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是被“封于夏虚”。《史记·晋世家》叙述唐叔虞初封之地时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河、汾之东”只有一个大体的地理范围，“夏虚”所在又有争议，所以过去学者对唐叔虞始封地的看法分歧很大。

▲桐叶封弟

据马保春先生梳理，学者在文献基础上推论出唐叔虞始封地的说法有十余种之多。学者根据近些年来山西考古工作的新成果，唐叔虞始封之地今临汾盆地的翼城县、曲沃县可能性最大。唐叔虞之后晋国曾经有过迁封。新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觉公簋铭文提到了“王令唐伯侯于晋”的信息。学者推测簋铭中提到的“唐伯”就是文献中的晋侯燮父。从唐地迁封至晋地，国名随之更改。

而考古工作者在位于今山西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晋侯墓地、晋国平民墓地、居址区、手工业作坊，以及多件包含“晋”或“晋侯”铭文的青铜器。尤其是遗址中部的北赵晋侯墓地中年代最早的M114墓主学者多认为就是晋侯燮父，年代最晚的M93墓主学者认为很可能就是晋文侯。故可推断天马——曲村遗址是西周时期晋国都邑性质的遗址。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直到西周晚期晋国与所谓北戎还战于“汾隰”，那么说明当时晋国疆域西至最多在汾河沿岸。晋国周边还有考古发现位于今绛县横水镇的倗国、位于翼城隆化镇的霸国，以及文献所记载位于洪洞的杨国、尧都区的贾国等小国，学者推测整个西周时期晋国疆域范围并不大，大致是东到翔山(浍山)，西到汾河，北到乔山、塔儿山(崇山)，南到紫金山(绛山)，其统治中心应在山河环绕的今曲沃盆地。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且地处轵关陉道进入临汾盆地的入口附近，正与史伯所谓的“距险”之说吻合。

▲鸟尊 西周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晋国的地理形势有天险可守，只是有利于防守外部势力入侵而已。晋国疆域“可以大启”还得益于另一个优势“邻于小”，即晋国周边都是一些较弱小的邦族。韦昭注《国语》时将晋国所邻之“小”解释为“虞、虢、霍、杨、韩、魏、芮之属”，都是西周分封的小诸侯国。但晋国周边的邦族实际上分为两类，除了周王朝分封的小国更多的是那些非华夏的戎狄部族。这些所谓“戎狄”并非居于西周封国组成的华夏四境之外，而是与西周王朝分封的诸侯是错居杂处的。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大夫籍谈向周景王描述晋国受封之初的情形是：“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而周景王则反驳说唐叔虞受封时是“匡有戎狄”。籍谈所谓早期晋国要对周边戎狄部族卑躬屈膝，不能说完全没有发生过，但绝非西周晋国史的主流。那些所谓戎狄部族基本都是自然形成的原生形态的部落，一般比晋国这种周王分封而形成的次生形态的邦更小。所以周景王说西周时期晋国“匡有戎狄”，即对周边戎狄部族拥有主导权甚至是领导权。

《左传》定公四年载祝佗之言说晋国立国之初的政治方略就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以夏政”是因为唐叔虞受封之地为“夏墟”，“疆以戎索”自然是因为晋国周围甚至国内有众多被称为“戎”的非华夏族群。一直到春秋前期晋献公在位之时，文献中还以“戎、狄之民实环之”来描述晋国四邻。也就是整个西周时期甚至到了春秋前期晋国一直与周边不少戎狄部族相邻。

西周时期晋国与戎狄之间的战争是从晋穆侯时期开始才见于文献中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周宣王时期对戎狄的作战说：“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宣王伐条戎、奔戎之事，《左传》与《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穆侯也是重要参与者。条地在今山西闻喜县鸣条岗，距离后来晋国所分封的小宗曲沃极近。这一次晋国与周王朝联军伐条之战虽然大败，但后来还是将该地纳入版图。

虽然晋国与戎狄的战争互有胜负，不过更多的时候戎狄部族与晋国对抗都处于劣势。《竹书纪年》记载伐条之战后紧接着发生的就是：“晋人败北戎于汾隰。”进入春秋以后晋戎之间的差距更日益悬殊，这为晋国疆域的扩张提供了天然的地理条件。

▲窃曲纹簋 春秋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3号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晋国周边除了被称作“戎狄”的非华夏部族外，还有不少周王朝分封的华夏小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晋疆域论》说东周初年晋国的周边邻国有：“沈、姒、蓐、黄，处在太原；虞、虢、焦、滑、霍、杨、韩、魏，列于四境。晋于其中，特弹丸黑子之地，势甚微。”除了顾栋高所列之国，见于文献的还有荀、贾、董等。这些小国在春秋时期大都并入晋国版图。

反过来思考，晋国“距险而邻于小”的地理形势在西周时期一直如此，那为何西周时期晋国没有大规模的开疆拓土呢？这是因为西周时期晋国不仅仅是晋侯的晋国，更是周王朝分封体系下的晋国。在这个分封体系下，周王将直接统治的强大周邦与分封出去的庶邦组成一个有中央集权性质的早期统一国家。这时包括晋国在内的庶邦某种意义上带有周王朝政区的色彩。

顾栋高将东周初年晋国疆土喻为“弹丸黑子之地”，并称之“势甚微”，是相对于西周王朝而言，而非相对于那些同样是“弹丸黑子之地”的邻国而言的。所以西周时期晋国即便拥有相对周边小国较强的军事实力，也没有胆量挑战周王朝的分封体系来随意兼并同为这一分封体系下的他国。相反，晋国的军事力量要首先听命于周王朝的军事部署。如晋侯苏编钟铭文就记载周王调遣晋献侯苏劳师远征在今山东的夙尸（夷）。所以直到西周末年，晋国的疆域基本上局促在今曲沃盆地。

尽管西周时期晋国疆域没有太大的扩张，但“距险而邻于小”的疆域形势为其日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地理环境。

▲晋侯稣鼎 西周

晋国博物馆藏

晋国博物馆供图

二

春秋时晋国霸业建立前疆域的拓展

晋国的霸业是晋文公正式建立的，不过文公之前晋国疆域已经得到了很大扩展了。或者说晋文公霸业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前代君主的开疆拓土。有的文献将晋文公刚即位时的晋国疆域描绘的极小，是为了与文公之后形成强烈反差的夸张之辞。如《国语·楚语》说晋文公刚回国即位时的情形是：“其入也，四封不备一同。”所谓“一同”就是地方百里，若果真如此则还是维持着西周初晋国始封时的水平。那这种说法就把文公之前历代晋君尤其是其父献公的功绩一笔抹杀，罔顾史实也不合情理。

晋国在周王朝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从两周之际的晋文侯开始的。《左传》隐公六年载周桓公之言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根据新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晋国为东周王朝的建立所作贡献尤大。《系年》简文先叙述晋文侯除掉了周平王在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携惠王余臣，然后拥立周平王即位：“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自《系年》公布以来，学者们对京师所在何处有不少推测。不过晋文侯拥立平王是要使列国诸侯、邦君承认其正统地位，“京师”只有在宗周王畿地区才能达到这一政治目的。

简文在叙述完晋文侯对周平王的功勋后，接着说平王东迁成周后“晋人焉始启于京师”，即从此晋国开拓京师附近的地区。晋国能“启于京师”与简文提到的“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两件事，正是“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后两国各自从周王朝获得的实际利益。

▲西周 玉兔

曲沃羊舌墓地M2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M1和M2是一对夫妇异穴并列合葬墓，

据推测墓主人可能分别为晋文侯与其夫人晋姜。

虽然简文没有记载周平王的正式命令，以情理推测大概与周平王对秦襄公的酬谢差不多。《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平王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周平王对晋文侯说的大概也是“京师之地，晋能攻逐，即有其地”之类的话吧。宗周王畿之地位于晋国西方，晋文侯“启于京师”实质上是晋国实施西进战略。因平王东迁后宗周王畿地位已不复往日，晋文侯西进取得的实际收益并不大。晋文侯去世后晋国陷入长期内乱，再加上秦国的东进晋国在宗周王畿开拓的领土并未维持多久。

晋文侯虽亦是一代雄主，但真正让晋国发展走上快车道的却是其弟曲沃桓叔一系的小宗。周代曲沃位于今山西闻喜县上郭村一带，正式受封是在晋文侯之子晋昭侯即位之初。高士奇分析晋国别建桓叔于曲沃，初衷是“藉之以为公室辅，庶几缓急足恃耳”。可惜事与愿违，曲沃从被分封之初就不甘于做一个辅翼公室的附庸，而是积极谋求取大宗而代之。《史记·晋世家》载曲沃被分封第七年晋国大夫就弑君迎立曲沃桓叔而未果，之后延续了长达六十年的晋国内乱。

曲沃除了与晋国大宗斗争外，也不断蚕食周边小国。所以马保春先生认为曲沃的地理范围随着势力扩张而不断扩大，从早期的受封之邑逐渐发展为一个区域的概念。曲沃兼并周边小国可能在武公时期成果最为卓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晋国大夫女叔侯回顾历史说：“武、献以下，兼国多矣。”曲沃武公代翼后仅仅做了二年晋武公就去世，所以其兼并小国也大都是在统一晋国之前。如《古本竹书纪年》载晋武公所灭之荀。《左传》桓公九年所载荀国曾与虢、芮、梁、贾几国联军伐曲沃。曲沃日益强大的过程中，将周边一些敌对小国吞并也在情理之中。

▲荀侯匜 西周

闻喜县上郭村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1974年出土于山西闻喜县上郭村的贾子己父匜和荀侯匜推测，在曲沃代晋重新定都于绛之前，贾国与荀国一样都已被灭。另外还有董国，《古本竹书纪年》载晋武公元年董国与荀国同时叛曲沃，其结局应该也差不多。其他未见于文献记载的应该还有不少。

真正让晋国疆域大幅扩张的是在晋武公之子晋献公。晋献公在位二十六年，即位之初晋国疆域还不甚大。《国语·晋语一》载晋献公伐骊戎前，大夫郭偃称晋国为“偏侯”，且“其土又小，大国在侧”。伐骊戎《史记·晋世家》系于晋献公五年，此时郭偃仍然说晋国“其土又小”是相对于“大国在侧”而言的。因为当时晋国与齐、秦二国比土地确实相对狭小。

骊戎居于今陕西临潼的骊山，正是在西周时期宗周王畿之内。晋献公劳师西征，是否是效仿晋文侯“启于京师”的西进战略已不可考，但这样做并没能为晋国疆域开拓带来实际益处。所以之后晋献公征伐的对象主要是位于今山西南部的小国。《韩非子·难二》记载烛过对赵简子说：“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有二胜。”《吕氏春秋·贵直》也有类似记载，只是叙述晋献公所灭国数不同。晋献公所灭之国具体数量已不可考，其中战略地位较重要的要数文献中格外关注的耿、霍、魏、虞、虢等国。

▲晋献侯稣的陪祀车马坑

晋国博物馆供图

霍国本是周文王之子霍叔处的封国，位于临汾盆地的北缘。《国语·晋语一》记载晋国为了灭霍扩充了军队建制，由一军增至二军。不过《左传》闵公二年载晋献公作二军的目的是灭耿、霍、魏三国。

耿位于今山西河津，地处汾河与黄河交汇的三角之地，晋灭耿后西界直邻黄河。魏位于今山西芮城，晋国灭魏后西南境延伸至黄河北岸。对比《国语》的记载还是看出霍的战略地位较耿、魏二国为高。霍国位于临汾盆地北缘，是抵御北方戎狄的重要屏障。《国语·晋语二》说晋献公晚年晋国的地理形势是“景、霍以为城”，北方的霍山就像晋国的外城屏障着山外的北方人群。此外霍太山还是上古原始信仰体系中重要的山川崇拜对象。《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国灭霍后遭遇大旱灾，占卜得到的结果是“霍太山为祟”，于是只好将已经流亡齐国的霍君召回“以奉霍太山之祀”。直到战国初年赵氏还号称得到了上天使者“霍泰山山阳侯”的朱书。这种神鬼为祟之事固不可信，但可见霍山在当时人心目中的重要。

吞并虞、虢二国是晋献公改善晋国生存发展空间的另一项大的举措，“假途灭虢”这个典故就出自于此。从第一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到彻底吞并二国，共历时四年。虞国位于今山西平陆，虢国位于今河南三门峡。虞、虢二国被灭后周王室与宗周故土的联系被彻底切断，秦国试图东进时也受到一定滞碍。对晋国而言，不仅南境延伸到了黄河南岸地区，而且完全占领了古虞坂道之塞，控制了渡河南下的重要通道，为向中原地区扩张做好了准备。

▲虞侯政壶 西周

山西博物院藏

《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惠公为争取秦穆公的支持向秦国割让领土有：“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据《左传》僖公三十年河外列城可确指的有焦、瑕。焦位于今河南三门峡，瑕位于今河南灵宝西北，即所谓的桃林之塞。焦、瑕二地都在黄河之南，控制秦国东出的重要隘道。包括焦、瑕在内的河外列城也都是晋献公灭虢后进一步开拓的疆土。

晋献公所兼并的小国有相当数量的当为戎狄之国。《国语·晋语一》中骊姬谓晋献公：“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推测晋国从周边戎狄手中获得的土地必然不少。如《左传》闵公元年载晋伐位于今垣曲的东山皋落氏即是一例。

到了晋献公晚年，《国语·晋语二》中周王朝大夫宰孔描述晋国疆域为“汪是土也”，早已不是晋献公初期郭偃所谓“其土又小，大国在侧”的“偏侯”了。宰孔还称晋国的地理形势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南边的景山（中条山）与北边的霍山如同外城，汾河、黄河、涑河、浍河如同护城河，都是晋国的天然屏障。《史记·晋世家》描述献公晚年的晋国疆域形势曰：“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 晋献公晚年的疆域大体上北至霍山，南过黄河，东到太岳山乌岭山脉，西边越过黄河与秦国为界。之后晋国疆域虽不断扩张，但献公奠定下的疆域一直是晋国的核心地区。直到战国初年韩魏两国的都城最初也在这一区域。

核心区域山河环绕易守难攻是晋国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子犯在城濮之战前的话就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表里山河”最初指的就是晋文公称霸前晋国的地理形势形势。日后晋国在对外争霸中虽然未必一直都占上风，但其核心地区除西边秦国开始还能偶尔东渡黄河外，基本不受外来威胁。这也是晋国对外强硬的底气之一。

▲西周 龙纹玉璜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三

晋国霸业建立后疆域的开辟

晋献公开拓的疆域除了西部领土有部分惠公、文公时短暂丧于秦国，其他地方的疆域直到晋文公称霸前大致延续。清华简《系年》载晋惠公即位前对秦穆公的允诺是“使君涉河，至于梁城”。晋惠公回国后背弃诺言，六年后发生秦晋韩之战秦国进入河东并“置官司”，两年后秦晋和谈秦国又将河东之地归还给晋，晋国的“河外列城”还是没有保住。晋文公也是在秦国的支持下才即位的，虽未像其弟以割地为交换条件，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秦军护送重耳回国时的情形是：“秦伯纳之……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令狐、桑泉、臼衰皆在今山西临猗县，秦军进入这些城邑后文献并未记载归还晋国，所以学者推测此时晋国西境退守在涑河沿线。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吕相绝秦书说晋文公“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虽是粉饰夸张的外交辞令，但晋文公的总体战略是西线对秦有所退让，东线不断进取应该符合史实。文公之后历任晋君不再向秦国示弱，秦、晋二国在黄河沿岸地带不断上演拉锯争夺战，但晋国最终也只是把疆域西界推进到河西的陕西大荔一带。即便在麻隧之战和所谓“迁延之役”过程中，晋师一度深入秦国腹地的泾河以西，也是战后立即还师而没有占领城邑土地。这说明晋国在西部疆界上的考量主要还是以遏制秦国东拓，而对进一步西扩兴趣不大。

▲晋公盘 春秋

山西青铜博物院馆藏

晋文公重耳送给爱女孟姬的出嫁礼物

山西青铜博物馆供图

晋文公建立霸业过程中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为平定周襄王之弟王子带之乱，一为击败楚国的城濮之战。这两次行动让晋国势力成功深入中原地区。《国语·晋语四》记载子犯劝晋文公出兵平定王子带之乱时，刻意强调还可趁机“启土安疆”，可见晋国想东扩之心昭然。晋文公在出兵讨伐王子带前先“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丽土之狄”意思是附著于土地上的狄人，“草中之戎”意思是逐徙水草而居迁徙无常的戎人，大概位置当在晋东南山地一带。从此晋国开启了东进的第一步。

晋国平定王子带之乱后，周襄王为酬谢晋文公赏其“南阳”之地。《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是：“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起南阳。”《国语·晋语四》的记载是：“赐公南阳阳樊、温、原、州、陉、絺、组、攒茅之田。”二书对周王赏赐之地的罗列详略不同，但都指出这是所谓“南阳”之地。“南阳”是春秋时期一个区域地名，大致范围为太行山以南，古黄河以北，东界于卫，西至王屋山。这些地区本是周王朝畿内的卿大夫采邑，是所谓“王官之邑”。但在春秋时期某些采邑也同外服诸侯一样，脱离了周王朝控制。

比如《左传》僖公十年说温地采邑主苏子之前就“叛王即狄”，这与《左传》认为周桓王对苏忿生之田是“己不能有”正相吻合。再如《左传》庄公二十九年载阳樊的采邑主樊皮“叛王”，到周王将阳樊赐予晋国时，“阳人不服”且当地还有“樊仲之官守”。“南阳之地”的其他地方情形应当都类似。《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这片土地早在周桓王时就被拿来送与郑国，以换取郑国其他地方。《左传》批评这种行为是“己弗能有，而以与人”。所以周襄王将之赐予晋文公的心态可能与其祖周桓王相同，只是将名义上属于自己但不能控制的地区送人作顺水人情。晋国依靠强大的武力，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对阳樊、原的征伐。在实质控制住了南阳之地后，晋国才更有影响中原诸侯国的地理条件。

《国语·晋语四》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讲述晋文公建立霸业前做了三件事，分别是“纳天子以示之义”、“伐原以示之信”、“大搜于被庐以示之礼”。通过向民众展现“义”、“信”、“礼”从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固然对战前凝聚民心士气有重要作用。不过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三件事也是晋国东进拓展战略的具体步骤。

此外《国语·晋语四》记载重耳流亡卫国五鹿时子犯就预言将来“必获此土”，文公即位后果然命先轸“取五鹿”。很可能东进战略在晋文公团队流亡过程中已有蓝图。到了公元前632年确立霸业的城濮之战，虽是与楚国作战，战场却在今山东菏泽、东明、鄄城三县之间的卫国城濮。晋国之所以能出兵卫国是因为之前已将势力延伸至该地区，城濮一战除了奠定晋国霸业外又让其东部疆域进一步得到扩张。

▲西周 波曲纹虎足铜方盒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M62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晋国与春秋时期的其他霸主一样也常将“崇明祀，保小寡”和“兄弟之国”挂在嘴边，而中原地区的小国又大多符合其崇、保的条件。故晋国疆域东拓时不太好毫无顾忌的兼并小国，只能以夺取战略要地为主。晋国将与卫国的南部边界扩张到古黄河之东。如《左传》文公元年载晋国一度夺取黄河以东的戚地，七年后虽迫于形势又还给卫国。但之后晋国长期扶植卫国卿大夫孙氏为代理人控制戚地。

直到《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孙林父以戚如晋”，终于将戚地正式吞并。戚位于今河南濮阳，位于古黄河之东，晋国据此就可以直接威胁到距离甚近的卫国都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晋国与各国会盟于戚地附近的澶渊，之后《左传》哀公二年载晋郑铁之战，《古本竹书纪年》载晋定公三十一年城顿丘，也都是为了将疆界延伸至黄河东侧以直接威胁卫都。

晋国与卫国的北部疆界则伸入到靠近齐国之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晋国迫使卫国献上夷仪。夷仪在今山东聊城西南，本是卫国北方边齐之城邑，晋国据此则可威慑齐国。后来齐国也不断试图夺取夷仪，可见夷仪的战略价值。春秋末期晋国继续东进。《左传》哀公十年载晋赵鞅帅师伐齐“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侵及赖而还”。晋东境又推进至春秋大河以东济水西侧之今山东临邑、禹城一线，也是为了进一步对齐国构成威胁。

晋国对郑国疆域的吞并以占据虎牢最具战略意义。《左传》襄公二年载晋国“城虎牢”，果然本来背晋的郑国马上屈服。虎牢本为郑国西境要塞，此时已为晋所有。晋国从南阳之地南渡黄河时，虎牢是一个重要关口，由此向西就进入东周之地，向东可以居高临下进入郑、陈、蔡、宋等国。总体上看，晋国对中原小国领土的蚕食还是与战国时动辄灭国不同，主要还是以夺取战略要地来威胁他国臣服为主。

春秋中后期晋国疆域得以大规模扩张的重要来源是太行山区与与霍山以北的大片戎狄部族活动地区。这些地区大多位于山西高原，故《左传》昭公四年载人们描述晋国地理形势依然是“国险而多马”。

▲西周 玉组佩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

山西考古博物馆藏

赤狄诸部族活动于太行山区中南部，是与秦、齐、楚并列的晋国四大强敌之一。但晋与赤狄的关系并非一直兵戎相见，反而大多数时间能和平相处。晋文公“启东道”时靠的是“赂”的方法而非使用武力取得该地区部分土地。直到晋景公与赤狄决裂前晋国还与当地最大的部族潞氏有婚姻关系。文、襄、灵、成历代晋君都没有下决心解决赤狄问题，一方面因为晋东南山地不在中原争霸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赤狄对晋国造成的威胁也较小。盘踞在太行山区的赤狄主要威胁的是太行山下的华北平原地区。《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狄灭邢、灭卫、灭温即是其例。

但自从晋文公“起南阳之地后”，逐渐继承了这些地区原来承受的赤狄威胁。到了晋景公时，《左传》宣公六年载：“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左传》宣公七年载：“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 怀、向、邢丘都是南阳之地。晋国全面彻底解决赤狄问题也不是单纯使用武力，而是先由晋国大夫郤成子团结当地大多数部族孤立个别强势部族。《左传》宣公十一年载：“秋，会于欑函，众狄服也。” 然后晋国将赤狄诸族中较强势者次第翦灭。《左传》宣公十五年载灭赤狄潞氏，《左传》宣公十六年载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左传》成公三年载灭廧咎如。潞氏、铎辰在今山西潞城，留吁在山西屯留，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廧咎如在今山西平顺。而更多的赤狄部族文献未记载其名，应当在欑函之会后就已经主动归附晋国了。自此，太行山中南部尽入晋国版图。

晋国不仅解除了“南阳之地”的安全威胁，还更方便从太行山东下开疆拓土了。《左传》襄公三年载晋国与列国“同盟于鸡泽”。鸡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今河北永年，此时应该也已入晋国版图。太行山东麓在春秋时被称作“东阳”之地。《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赵胜率领“东阳之师”与齐国作战。东阳义取太行山以东朝阳之地，范围非常广大。赵胜之所以能统领“东阳之师”，就是因为晋国将太行山南段东麓的冀南、豫北一带纳入了版图。

晋国向北的扩张在晋悼公之前都不甚积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称晋献公晚年时“蒲与二屈”是其边疆。蒲在今山西隰县，二屈在今山西吉县，也就是晋国的西边边境在在吕梁山西南麓一带。《左传》闵公二年载晋献公灭霍，北方边境到达了临汾盆地北缘。之后很长时间晋国对北方以守为主，甚至有戎狄南下侵晋之事发生。如《左传》僖公十六年载：“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 狐厨、受铎在今襄汾县西北汾河以西，昆都在今临汾南，可见狄人兵锋已突破晋国原有北疆边界。晋国在西北边境也一直没有什么发展。《左传》成公十二年载晋人败狄于交刚。交刚在山西隰县境，与晋献公时西北边境变化也不太多。

直到《左传》襄公五年晋悼公采纳“和戎”之策，晋国的北疆才以和平的方式得到扩张。当时主张“和戎”的魏绛建议这一政策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至于晋国与戎狄部族以货易土的细节文献未载，但晋国疆域确是不断北扩。《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晋人“城绵”，绵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此时晋国的北境扩展到太原盆地的南缘。

▲龙形玉佩 春秋

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当然，晋国领土北扩除用赎买的方式外也以军事手段为配合。《左传》昭公元年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这个无终本来是晋悼公和戎的主要对象，此时也兵戎相见。到了春秋末晋国已将太原盆地大部分纳入版图。《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晋国将原祁氏之田与羊舌氏之田分为十县：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铜鞮、平阳、杨氏。其中除了平阳与杨氏地处临汾盆地，铜鞮在晋东南外，其余诸县皆在太原盆地，如邬在今山西介休东北，祁在山西祁县东南，平陵在山西文水东北，梗阳在山西清徐境，涂水山西榆次西南，马首在山西寿阳东南，盂在今山西阳曲东北。这些地方何时被晋国纳入版图文献未载。

春秋后期晋国又沿太原盆地东进，势力扩张到太行山东麓的肥、鼓、鲜虞等白狄族之地。肥在今河北藁城，鼓在今河北晋县西，鲜虞在今河北正定北。《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晋国军队“假道于鲜虞”伐鼓，回师时灭掉肥。《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载晋国亚卿荀吴帅师“略东阳”，灭掉鼓国。荀吴所略之“东阳”是太行山中段东麓地区。不过该地区白狄族最强的鲜虞，一直与晋国对峙。终春秋之世，晋国北上扩张似乎并未突破雁门关一线。《史记·匈奴列传》说到了战国初年赵襄子时才“逾句注而破并代”，然后赵氏疆域才“有代、句注之北”。句注即今雁门关之西的白草口铁裹门。也就是说诸夏势力直到战国时期才正式进入雁北地区。

到了春秋末期，晋国的疆域北境到达今山西永和、隰县、孝义、介休、祁县、太原、榆次、盂县一带，南境到达伊洛河上游及汝水之滨，西境伸入河西， 与秦对峙在大河沿线，东境与鲜虞和齐国在太行山沿线至济水沿线的广阔地带对峙，横跨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五省之地。新扩张的领土虽然逐渐被晋国内部强势卿大夫家族实际控制，但晋国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总结晋国的霸业建立过程与疆域变迁的关系，有以下几点较值得注意：

首先，山川环绕的地理形势对晋国生存空间的保障作用贯穿始终。西周时就有人根据晋国“距险而邻于小”的地理形势预测其将来的发展前景。春秋时期 “表里山河”的地理形势保障了晋国在“大国在侧”之时依然安好，即便是晋献公去世后长期政局混乱时依然未遭到他国颠覆。直到春秋后期仍有人将“国险而多马”视为晋国的一个重要优势。

其次，晋国霸业重要的地缘因素是其疆域拓展到了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如果一直固守于“表里山河”的天险之内，固然可以作为一个地方性大国屹立于春秋之世。但若国土未深入到中原地区，晋国对中原诸侯国的影响力势必大打折扣，即便一两次战争的胜利也无法建立持续性霸业。

最后，晋国疆域开拓重要的对象是所谓“戎狄”之地。但晋国对戎狄之地的兼并较多使用和平方式，如晋文公“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与晋悼公“和戎”。即便使用武力手段时也是先团结大多数戎狄部族而后针对个别强势部族出兵，如晋景公灭赤狄时先“求成于众狄”。因此大部分戎狄部族并入晋国后并没有太多抵触，而是迅速融入晋国并成为其对外争霸的重要力量。

▲春秋 鸟尊

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作者简介：雷鹄宇，1984年生，男，山西朔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历史与文献。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出土文献与晋国史研究”[项目编号：20YJC770032]成果。

文｜雷鹄宇

BY｜晋学研究

原题｜从疆域变迁论晋国的霸业之路

原载于《河汾之东：翼城县首届晋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谢耀亭、翟铭泰主编，三晋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此处注释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图｜动脉影 山西博物院 山西青铜博物馆 晋国博物馆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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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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