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列主义 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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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马列主义 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马克思所选定的表明后李嘉图经济学特征的用语。从那时起，这个词就由马克思主义著述者作了多种含义的表述，它既包括后李嘉图古典经济学，也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特别指专注于分析表面现象（如需求和供给）的著作，指忽视结构上的价值关系，也指不愿意以公正的科学方法探究经济关系，尤其害怕对潜藏在商品交换行为下的阶级关系的研究。这后一方面，使庸俗经济学具有辩护性，也就是说，它更感兴趣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上的合理性，而不惜牺牲科学上的公正性。

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定义的最有权威的章节就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跋。马克思在指出德国经济学不发展特征中，把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科学的阶段和庸俗的阶段，并把这一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停留“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只有在阶级斗争潜伏的或只是偶尔发生的时候，才能够是一门科学。因此，在现代工业还处在它的幼年时期，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还从属于其他的斗争，例如从属于资产阶级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时，科学上的追求还是可能的。李嘉图被描述为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一位伟大代表，因为在他的著作中，阶级利益上的对抗还是中心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1820年到1830年这一阶段是科学活动的最后10年，这一活动包括李嘉图理论的普及和扩大，以及反对李嘉图理论作资产阶级解释的无偏见的争论。马克思这里指的是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学派和在政治经济学俱乐部中对李嘉图理论的早期的攻击。1830年是决定性的分界线。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这时已经夺取政权，他们再也不需要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同旧的封建秩序作斗争的批判武器。阶级斗争现在也采取了更公开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尽管在反对谷物法的斗争中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作为批判的武器使用的。随着谷物法的废除，庸俗经济学便失去了它的残留的批判力。

马克思的这一用语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家所接受，但是这一用语没有受过批判性地检验。把1830年这一准确时间作为资产阶级夺取权力的时间就是一个争论点。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可能存在的现代工业幼年时期，是否可以说在19世纪20年代这10年就已结束了，这也是有问题的。人们可以认为，对这种标签和阶段划分不加批判地接受，使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分清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