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课题⑤ | 刘合光：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民保障难点、成因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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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2024年度重点课题已经全部完成并验收。本年度课题研究立足农业风险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发展新质生产力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为主题，重点围绕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议题，从理论创新、政策优化、技术应用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创新观点和解决方案。现陆续刊出，敬请关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凸显城乡融合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主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生计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深入研究与有效对策。本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与CRRS微观调查数据，发现：（1）城乡融合显著推动农民增收，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其增收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全国普遍显现正向作用，但在西部更强，东部较弱，中部居中。（3）城乡融合对收入的促进作用具有阶段性，随经济发展先增强后减弱。（4）不完全城镇化对农民增收产生负面影响，兼业农户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下降。

一、基于宏观视角的分析

（一）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分析

为科学评估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现状，课题组参考已有研究，构建了经济、社会、空间、生态四个维度的城乡融合指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年度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整个样本期内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自“十三五”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强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通过大力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及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分割体制和资源配置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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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乡融合发展测算指标趋势

进一步观察数据，可知2021年城乡融合水平最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部分中西部发展较快的省份，如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和陕西。相比之下，西藏、甘肃、吉林、内蒙古和青海等地区城乡融合水平较低。可见，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二）农民收入变化趋势分析

图2 农民收入变化趋势

图2反映了我国农民收入的年度变动趋势。可见，我国农民收入近年来持续增长，呈现良好上升趋势，反映出城乡融合加快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机遇。不过，2021年数据显示农民收入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部沿海如上海、浙江、北京等地收入较高，得益于经济基础好、城乡融合水平高；而甘肃、贵州、青海等中西部地区因基础设施薄弱、产业滞后，收入水平较低。

（三）识别策略与回归结果

研究首先拟通过简约式，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中，yit为本节的被解释变量，用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衡量，dualit为解释变量，使用城乡收入比衡量，CV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政府财政参与程度。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μt为时间固定效应，eit为残差项。

此外，研究还参考Hansen（1999）的方法，构建门槛模型如下：

门槛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人均GDP进行衡量，该门槛变量通过了300次重复抽样检验。以上研究使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EPS数据库、国研数据库和各省统计年鉴。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比与农民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表2）。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这一负相关关系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显示城乡差距缩小对当地农民收入提升作用更强。报告采用门槛模型分析回归结果（表3）表明：城乡收入比（城乡融合发展的负向指标）对农民收入的促进效应随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且均显著为负，但效应先增强后减弱，表明中等阶段城乡收入差距抑制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最强，经济发展较高时和起步阶段抑制效果较小。这就意味着城乡收入比越大越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也意味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越好（鉴于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收入比呈反向关系），越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

表1 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聚类（省级）标准误下的t值。下同。

表2 稳健性检验

表3 门槛回归结果

二、基于微观视角的分析

（一）生计资本的影响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进一步探究生计资本配置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表4）可知，除自然资本外，其他生计资本相关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对生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正向影响因素包括：劳动力占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外出人口占比、人均宅基地面积、政治面貌以及是否担任职务；负向影响因素则主要是劳动力平均年龄和固定资产投入水平。在正向因素中，外出人口占比的标准化系数最大，表明非农就业仍是当前农户增加收入、改善生计状况的最有效路径。

表4 结构方程估计

（二）生计策略的影响

研究依靠简约式，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CRRS），使用混合OLS模型识别农民生计多样化对农民收入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中，yi为本节的被解释变量，使用农户人均收入衡量，xi为解释变量，使用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辛普森指数）衡量，CV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ei为残差项。

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农户生计多样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向影响，表明多样化不仅未能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反而具有抑制作用。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在于，尽管理论上城乡融合应促进农户多样化生计以实现增收，但在实际中，多样化并不必然带来收益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部分农民融入城市，少数通过规模化经营和技术投入提升农业生产率，而多样化若缺乏系统规划，往往导致资源分散，削弱专业化与规模效益，限制收入提升。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及技术落后等因素，使部分农户难以融入新兴产业，反而因多样化陷入困境，加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支持这一解释（表5第（2）至（6）列）：在东、中部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抑制收入增长，而在西部地区，这一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在非城郊村，农户生计多样化在1%的水平上显著抑制了收入增长，而在城郊村则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这表明，多样化的收益与区域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和农户所处区位密切相关，其对收入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域和空间差异。

表5 回归结果

三、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农民生计保障的难点和成因

（一）农民生计保障的难点

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保障的核心难点在于生计资本——自然、固定、人力、社会和金融五大资本的最优配置能力。其一是自然资本的可持续性。自然资本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农户高度依赖土地、水源和气候，但极端天气、环境退化和资源过度开发降低了自然资本的再生能力，威胁农业可持续性。现代农业对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导致土壤和水质恶化，加剧自然风险，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足，进一步限制了向非农领域转型的可能。其二是固定资本的双重效应。固定资本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也支持非农产业发展，但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设备不足等问题，导致农户难以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中实现高效配置。信息不对称、技术缺乏和融资困难，限制了农户的投资能力和资本回报，固定资本利用效率低，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其三是人力资本与技能缺口。农户整体技能和教育水平偏低，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和非农产业的需求。教育和技能投资不足，导致劳动生产率低，收入增长受限。在城乡融合进程中，农户缺乏多样化技能，难以应对市场变化，错失非农就业机会，制约了生计保障水平的提升。其四是社会资本的网络限制。社会资本在城乡融合中至关重要，但农户在农业与非农业领域的社会网络存在断层。农村社会关系密集于农业领域，缺乏与非农就业相关的支持，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受限。城乡联系薄弱，农户孤立于市场之外，难以形成有效合作，导致市场进入壁垒高，生计保障可持续性不足。

（二）农民生计保障难点形成的原因

五大生计资本扭曲，根源在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历史上城乡二元制度源于以城市优先发展的政策，导致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长期受限，资源投入不足，形成发展不平衡局面。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公共服务短缺，农民难以依靠农业稳定增收，教育、医疗、社保等保障水平落后。一方面，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流动性，加剧了生计保障困难。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生产要素单向流动，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发展面临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外流导致的发展要素短缺约束。土地流转受限，耕地确权滞后，农民难以通过土地增收；教育和就业机会不足，促使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乡村人才匮乏。农村金融体系薄弱，贷款难度大，农业风险高，资金流动受阻，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制约了生计保障。另一方面，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领域农村相比于城镇明显落后。交通、供水、燃气等设施滞后，制约农民生产生活；医疗资源短缺，农民健康保障不足；教育资源匮乏，导致农村青年竞争力弱，进一步加剧劳动力流失。资源分配偏向城市，削弱城乡协同发展基础，增加农民生计保障难度。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报告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与CRRS微观调查数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了城乡融合和农民增收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城乡融合显著推动农民增收，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其增收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全国普遍显现正向作用，但在西部更强，东部较弱，中部居中。（3）城乡融合对收入的促进作用具有阶段性，随经济发展先增强后减弱。（4）不完全城市化对农民增收产生负面影响，兼业农户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下降。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落实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战略，壮大城镇经济规模，完善城镇服务功能，为转移农民稳定就业，融入城镇生活，提供必要条件。

二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振兴。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不断提升特色产业价值；要挖掘农村生态价值，农业的生态、文化功能，发展农业+文化+生态+旅游等新业态，不断壮大农村经济规模，提升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壮大农民非农就业规模。

三是提高城乡融合质量。针对农民进入城市存在的融入、就业、服务等难题，采取有效管用的政策措施，推动融合从“物理整合”向“制度共建”转型。当前城乡融合已进入深水区，应注重顶层设计，强化“融合中的均衡发展”理念，从降低融入成本、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入手，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要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要素交易平台，破除户籍、土地、金融等制度壁垒，释放融合发展红利，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和包容式发展，增加城乡就业机会，助推农民可持续增收，不断改善生计。

（课题组成员：刘合光、陈珏颖、谢玲红、刘文勇、丁琳琳、周向阳、邓苏昊、陈羽、李婷婷、齐心、张鑫蕊）

*本课题为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2024年度重点资助项目，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