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专栏：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汉宋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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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　清章学诚提出的一种史学观点。即用发展变通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例演变。他说：“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文史通义·书教下》）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千变万化的，史书记载的内容也应随历史发展过程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在撰史时，应本着“因事命篇”的原则，随事变通，而不能拘泥于以往的体裁或体例。章学诚指出，自司马迁、班固创立的纪传体体裁成为史书体裁主流以后，历代史家相沿不废。但是，纪传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流弊，这集中体现在后世史家在体例上拘守“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不知变通，“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在评价古代史书时非常推崇《尚书》，认为其正是“因事命篇，本无成法”，在体例上体现了“体用圆神”、“例不拘常”的原则。这种不墨守成法，不受义例所拘，反而达到了史书编纂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强调要救“纪传之流弊”，就必须要回到《尚书》“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精神上来。这种用发展的眼光来评论史体的演进，集中体现了章学诚通变的历史眼光。

汉宋兼采　晚清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和学术思潮。基本含义是，在学术研究中“汉学”和“宋学”（的方法）并重。“汉学”和“宋学”是清代学者所持的两种不同治学态度、方法和学术价值取向。“汉学”崇尚先秦儒学和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治学提倡“实事求是”，重训诂和考据，取证特别注重汉儒的经注。该派在清代亦称“朴学”。萌芽于明清之际，顾炎武为开创者。乾嘉时期大盛，道咸时衰退。故又称“乾嘉考据学”。清统治建立后，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宋学受官方扶持而得到推崇。该派奉宋代程朱理学为圭臬，实际是以主观解释儒家经典，治学方式专言心性，以朱熹之言作为儒家经典解释的最终标准。明清之际，两种治学方式并未对立，而是相互吸纳。“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皮锡瑞《经学历史》）清代前期和中期，两个学派的分野日益明显，但是，汉宋兼采的主张从未间断。康熙朝理学名臣蔡志远说：“汉儒有传经之功，宋儒有伴道之实。”（《历代名儒传序》）嘉庆时，江藩著《汉学师承记》，维护理学的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全面开启汉宋学术正宗的门户之争，汉宋始壁垒森严。为此，阮元提出调和汉宋，主张经学研究应当兼言汉宋，“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拟国史儒林传序》）至嘉道时期，汉宋调和与汉宋兼采遂成为一股影响颇大的学术思潮。“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者不乏其人。”（徐世昌《清儒学案》）汉宋兼采反映了嘉道以来的学者力图融会宋学重义理和汉学重考据的学术精神和方法，以实现经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